權，這個東西很奇怪，很有誘惑力。沒權的，想得到它；有權的，想牢固它，擴大它。許多人追求它，權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唯有改革者才能給自己權限，向別人分權。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誌在論述黨和國家製度的改革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黨和國家的總病根是權力過分集中，統得過多，管得過死，因此，要實行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下放權力，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並且要有製度來保證。鄧小平同誌非常重視製度建設，他指出，製度好，壞人難以幹壞事；製度不好，好人也難免犯錯誤。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領袖，也難免犯錯誤。他還指出，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要加強製度建設。習近平同誌也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在他就任總書記不久後，就指出，要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李克強同誌就任政府總理後，所下的“先手棋”，就是從政府減政放權入手，一再強調各級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各級政府要列出權力清單。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麵依法治國做出了戰略部署，強調依憲執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設法治國家。在這個大背景下看待大午集團的“私企君主立憲”，首先從限製和分散作為所有者的孫大午的權力入手，把部分權力轉移到董事會、理事會和全體員工身上，無疑是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的，是私營企業製度的創新。
現在，也許有人會問，如果孫大午在企業內部實行股份製改造，按現代公司治理模式，聘用職業經理人，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或者在企業內部試行員工持股，豈不是更符合改革精神？對此，孫大午回答，股份製不是沒有試行過，但不成功。他對現在的資本市場也有自己的看法。在研究中外曆史上的案例後，他最後選擇了“君主立憲製”。按照他的說法，這樣做，是為了實現其“產權整體傳承，永不量化分割”的理念，因為他篤信“私企不姓私，而是私的積累，公的發展”，是私有、公治、共享。在我看來，孫大午之所以選擇“君主立憲製”，恐怕還與他對中國國情的把握有關。中國是一個被自然經濟、農耕文明統治了幾千年的國家，社會意識中“均貧富”的大同思想根深蒂固，而產權保護意識和契約精神十分淡漠，加上長期階級鬥爭引發的誠信意識也十分的缺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引進西方文明國家的製度，往往會變形走樣。與其采取激進的革命方式引進現代企業製度，還不如從中國國情出發，采取漸進的改良方式，逐漸積累民主的經驗，待到社會上誠信意識和契約精神普遍樹立之後，再與世界接軌也不遲。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大午集團的“私企立憲製”，也不失為一大“中國特色”。
改革創新永遠在路上。大午的“私企立憲製”試行才10年，肯定有許多不足之處，有待在實踐中繼續完善。我相信，愛好讀書學習、勤於比較思考的孫大午，會沿著他既定的人生目標，不斷探索下去，為中國的私營企業製度創新提供新的參考係。
謹以以上幾點粗淺認識，作為該書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