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玄學，還是堅持科學
編讀窗
作者：沈敏特
最近。從網上看到龔雲的一篇文章《〈炎黃春秋〉：曆史虛無主義的重要陣地》。反複拜讀，我得坦言，龔雲的大作，我基本不同意，必須予以批評，但我的批評所遵循的原則，與龔雲完全不同。第一，我不同意他的大部分的意見，但我尊重他的發言權。第二，如果有人呼籲懲戒龔雲先生，我第一個反對。第三，我要盡力說明白我的理由，但絕不用“極左”“文革遺孽”“反改革派”等帽子。第四，我歡迎龔雲的反批評。第五，我堅決遵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當時對這個方針的闡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七大責難，難以落實
龔雲的文章，為《炎黃春秋》列出七大問題，結論是“嚴重影響到黨的執政安全”；雖然沒有直用“懲戒”的字詞，但呼籲“整頓”，也超出了理論爭辯，超出了馬克思關於精神世界的問題必須使用“批判的武器”（即擺事實、講道理）的範疇。馬克思堅決反對以“武器的批判”（即暴力和強製）代替“批判的武器”。今天宣傳“理論自信”，這“自信”恰是指它的說服力，而無須借助於權力的壓服。所以，龔雲的大作儼然是討伐的檄文。可惜的是，所遵循的方法不靠譜；按依法治國的標準，完全不能成立，反而暴露了自身的一個突出特點：身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從業者，卻和馬克思主義特別講究的方法風馬牛不相及。
周有光先生認為，人類的思維是逐步提高的，其軌跡是：神學的冥想，玄學的推理，科學的實證。恕我直言，龔雲先生的這篇文章的基本思維方法是玄學的推理。推理是一種由一個或幾個已知的判斷，推導出一個未知的結論的思維過程，屬於形式邏輯的範疇。它作為思維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根據一些既存的現象，去思考多種的可能，開擴我們尋找正確結論的思路，是有益的，而直接用來作為判斷或結論，則有百害而無一利。（上個世紀的大部分冤假錯案是按先驗的觀念去推理而產生的，不是按現代法律的條規和確鑿的實證定下來的）。因為，沒有得到實證的推論，常是錯誤觀念的瘋狂的發作。
龔雲先生給《炎黃春秋》列出的七大責難，全是現象，由此導出的結論，則完全是從一個無證的觀念推論出來的錯誤的判斷。
從第一責難說起
先從第一條責難說起。原文是：“它每期的主要內容就在於集中描述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曆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錯誤曆史，尤其集中於改革開放前錯誤的曆史，以‘反思’的名義‘暴露’毛澤東時期的錯誤。雖然有些作者寫的事實是真實的，但整個雜誌每期簡直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堆積，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共產黨什麼好事都沒做。”
曆史是一個曾經的客觀存在，是對是錯都要麵對。肯定正確和指出錯誤，是曆史研究永恒的功能；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都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正能量。就像一個人，麵對疾病，及時就醫，是健康的心理，正麵的行為；心懷恐懼，諱疾忌醫，才是病態心理，效果隻能是加重病情。龔雲想用兩個詞來改變事情的性質，一是“集中”，二是“堆積”。這兩個都是關於數量的詞，並不能改變事物的性質，一粒米是米，一堆米也是米。對於錯誤，離開了特定的前提，不能說分散是善意，集中就是惡毒；堆積是反動，撒開就是革命。這還得取決於時機，文革結束時，很多領導人指出，我們麵臨的局麵是：問題如山，積重難返。這時更得有麵對問題的勇氣，解決問題的魄力。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中的勇氣和魄力，堪稱典範。《炎黃春秋》有多篇文章，記載了這段光輝的曆史。這裏的“集中”和“堆積”，既說明中國共產黨麵臨嚴重的危機，而麵對的勇氣，解決的魄力，又顯示了黨的生機和強大。“集中”和“堆積”完全沒有引出“動搖黨的執政合法性”的效果。龔雲對於《炎黃春秋》所涉及的黨的錯誤，不去作這樣的具體的辯證的實證性的分析，而是一個勁地從概念到概念地推理，推出“動搖黨的執政的合法性”的罪名。如果在這個時期，還是隻有歌頌“大好形勢”一片歡呼，沒有萬眾一心麵對錯誤，改正錯誤的局麵，就沒有嗣後三十年的飛速發展和初步的繁榮昌盛。這才是真正動搖了“黨的執政合法性”的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