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一夫樂得連遊艇帶別墅一同買下。
這遊艇和別墅在原主手中也招待過李嘉誠等要人的。而這遊艇和別墅是香港經商必需的“社交場所”。
香港是英國上流人士和華人共同開發的。香港的統治者是英國人。而英國是等級森嚴的古老國度。太平山頂原來隻有曆屆港督才能在此建造別墅，後來英國的巨富陸續入住。
中國人和日本人原來是根本不能入主的。
雲峰居的原主是英資香港上海彙豐銀行董事長。彙豐銀行是香港金融界第一大支柱。
和田一夫從蒲偉士董事長手中買下這“香港第一豪宅”，顯示了八佰伴在香港的社會地位。
自1841年（道光20年）1月26日，英國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在香港島西北部一個高約200英尺的海角登陸，第一次升起米字旗，正式宣布占領香港以來，150年，香港的上流社會幾乎一直都為英籍人充斥。
因此，華人財閥的日常生活裏除了保留著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外，深深滲透著英國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
在遊艇和海濱私人別墅裏招待客人，就是移植於英國上流社會的社交習慣之一。
華人又很講究門當戶對。假如你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地位和身份的體現，那麼無論你多麼精明強幹，你還沒有與華人財閥交往的資格。
和田一夫擁有了“香港第一豪宅”雲峰居，裝潢了香港獨一無二的日式房，購買了全香港位列前五名之內的大型遊艇和三幢美侖美美的海濱私人別墅。可以說，在與華人財閥交往的硬件建設上已經紮下了根。
事實上，這些物業為和田一夫創造的效益，價值已遠遠超出其本身。
比如說，日本財閥要會見香港經濟界要人時，一般要有較長時間的預約，同時必須通過某人的介紹。
而和田一夫則可直接聯絡，因為彼此已經是朋友。
如蒲偉士先生、李嘉誠先生、何鴻囗先生、鄭裕彤先生、郭鶴年先生等等一大批香港財經界頂尖巨富都已常來常往，過從甚密。
“硬件”已完備，和田一夫就積極開發“軟件”。
在香港上海彙豐銀行蒲偉士董事長的引薦下，和田一夫加入了皇家賽馬俱樂部。
香港賽馬會是香港經濟三大支柱之一。另兩大支柱分別是長江實業集團、香港上海彙豐銀行。
皇家賽馬俱樂部實行會員製。在該俱樂部裏，日本人會員寥若晨星。
究其根由，日本企業的最高負責人不來香港，而屬下的第二、第三把手，該俱樂部又不予接納。
香港的上流社交圈有著強烈的家族性的一麵。在香港的日本分公司職員之所以無法打入香港經濟的核心，是因為日本企業的最高負責人自己不願跳出集團圈子。
蒲偉士先生是賽馬的熱心人士。和田一夫經他推薦，參加皇家賽馬俱樂部，並不時應他之邀，去觀看賽馬。
和田一夫偕夫人坐在皇家賽馬俱樂部高級廂座裏，頗為引人注目，因為日本人就隻有和田一夫夫婦倆。其餘均是香港高級社交圈裏的英國人。而且，和田一夫夫婦的廂座就在蒲偉士夫婦的隔壁，即使在高級廂座中也是最高主座席。
和田一夫在這裏經蒲偉士先生引薦、介紹，相識了許多香港高級社交圈中的名流顯紳，包括許多英國係統的商界人士。
和田一夫還參加了由一位法國葡萄酒國際權威主持的一個世界美食家俱樂部。
就是這位先生，在太平山頂的雲峰居成為和田一夫的迎賓館的那天黎明，特意從法國給和田一夫寄贈上等香按。
和田一夫在美食家俱樂部也結識了許多商界巨頭。支撐香港經濟的華人頭麵人物，幾乎都是美食家。
和田一夫在雲峰居宴客，一般以西菜為主，日本菜為輔。在灣仔總部宴會廳，則一般都上中國菜。但無論上何種菜，和田一夫都極為講究。
對客人的口味首先要打聽清楚。比如吃不吃魚，是否喜歡生魚片；喝不喝酒，喝哪種酒不喝哪種酒，等等。
其次，材料要貨真價實。比如牛肉，絕對要正宗的日本鬆阪牛肉，而且一定要從日本運來。因為無論美國牛肉，還是澳洲牛肉，都比不上鬆阪牛肉。
再如廚師，從香港酒店之冠的半島酒店請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和田一夫已經完全蛻變成一個香港人，成為華人社會中之一員，對華人的經商習慣、生存之道已相當熟撚。
華人社會是家族社會，八佰伴也是家族。因而其價值觀是相通的。這也是和田一夫得以順利進入華人社會的原因之一。
移居香港後，和田一夫對華人經商風格感觸較大的有兩個方麵。
其一是香港的華人大企業不獨占利益，而是互相分享。
因此，和田一夫每每接觸華人頭麵人物，欽佩之情便會油然而生。
在華人社會裏，企業高層或實業家為分享利益，經常通過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一起探討協作的可能性，研究合作計劃，所以彼此很自然地交換大量信息。
其二是華人實業家當機立斷的經商準則。
有一次，和田一夫當麵請教李嘉誠：“您對於新項目，一般是怎樣做決定的呢？”
李嘉誠答道：“一旦有了新想法，我馬上考慮和誰一起搞這個項目，先在腦海裏定好夥伴，接著我就打電話去請他合夥。”
首腦親自通電話，這在日本商界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和田一夫對此感到驚訝。但驚訝不止在此，應李嘉誠之邀的對方回答說：“請讓我考慮一下！”僅僅隻過了一刻鍾，對方就複電：“OK！”
這就是華人經商當機立斷的作風。
和田一夫就親自接過李嘉誠邀他當商業夥伴的電話。比如在澳門建造休養勝地、在香港藍田開店等項目。
和田一夫也就禮尚往來。比如計劃在日本北海道劄幌創設國際購物中心，就直接與李嘉誠聯絡。
在這樣直截了當的聯絡交往中，彼此溝通了大量的商業信息。
而日本的企業體製卻無法當機立斷。因此，盡管日本企業在香港有很多機會做大宗生意，但往往由於這個原因錯失良機。
一個日本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經理，曾經不無抱怨地向和田一夫講述了這麼一件事。
有一回，李嘉誠在宴會上向他述說了一個攜手合作的好主意。他一聽就拍案叫好，差點脫口而出：“就這麼辦！”可是話到嘴邊又硬生生地吞回去：他沒有這個決定權！
他隻能按部就班報告日本總部，經過層層探討論證研究，最後決定參與該項目的時候，時間已過了1個多月。
黃花菜已涼，李嘉誠早就與其它企業合作上了。
要命的是絕大多數日本企業根本無視華人的這一商業作風，甚至連起碼的理解的努力都不去做。
日本企業和華人實業家很少能夠成為商業夥伴，這不能不說是其根源之一。
作為一個哲學家，和田一夫總結了香港和日本經商習慣和商業體製等方麵的異同和優劣。
和田一夫認為由下而上以及傳閱批示的日本式決策方式，在統一職員意見這一點上，效果是顯著的。盡管這對於集團的運轉十分重要，然而卻也不能忽視其消極一麵。
消極麵就是要用過多的時間才能拍板定奪，沒有人負責做決定，坐失良機。這些消極麵容易造成誰都不負責任的後果。
與日本相比，香港的商業社會更接近歐美模式。
和田一夫認為，日本“以和為貴的精神”確能發揮日本式組織力量，有其積極一麵；而香港、歐美采用的“職權分明”的“從上而下”方式也有其積極一麵，如果把這兩者的積極麵結合起來，那最好不過了。
香港式經商法有其利益共享、當機立斷等積極的一麵，但也有其消極的一麵。
根據和田一夫的觀察，華人實業家在自己所能見到的範圍內經營得非常出色，但似乎不善於經營組織化。
縱觀中國餐館經營狀況，發現他們一般雇用親朋成友，生意做得紅火，但卻不願培養人才，提高他們的能力，來加強經營組織化。
和田一夫設想，如果華人注重信用的經營訣竅，能與日本企業重視培養人才、講究經營組織化的訣竅合二而一，就會誕生一種完美的經營方式了。
和田一夫完全融進了香港這個華人大家庭，頗有點樂不思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