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聯合力量。1927年7月下旬，就在南昌起義工作緊張準備的關鍵時刻，第二方麵軍總指揮張發奎感到葉挺、賀龍部隊“不穩定”，企圖以開會的名義把葉、賀召集到廬山，解除他們的兵權。時任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雖然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仍秘密留在國民黨軍隊，得知會議內幕後，他秘密下廬山，趕到九江，和葉挺、賀龍、高語罕和廖乾五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劃子上，緊急商議對策，決定葉、賀不上廬山，所轄部隊按照預定時間，沿南潯鐵路開赴南昌。
在參加南昌起義的3支部隊中，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人數最多，又被譽為“鋼軍”，但賀龍當時不是共產黨員，爭取賀龍，至關重要。實際上，在決定南昌起義之前，共產黨員周逸群就帶領一支宣傳隊在其所部開展有聲有色的宣傳工作，賀龍頗受教育，並向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6月26日，賀龍率部從河南班師武漢，周恩來親自到賀龍寓所拜訪，向賀龍分析了蔣介石叛變後的形勢和汪精衛的動向，希望他和共產黨站在一起，賀龍毅然答應。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叛變革命，7月23日，賀龍率部以“東征討蔣”的名義乘船東下到達九江，7月26日抵達南昌。28日，周恩來把前委關於南昌起義的計劃告訴他，征詢他的意見。賀龍深明大義，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黨叫我怎樣幹，我就怎樣幹。”
起義之前，林伯渠、徐特立利用老朋友的關係，住在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兼任民政廳長薑濟寰家裏，和他推心置腹交談，賀龍也叫商民協會的負責人進行思想開導。經過多方努力，薑濟寰表示“堅決跟共產黨走，同你們共患難”，並為維護起義期間的社會秩序、穩定財政金融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南昌起義勝利後，起義部隊按中央決定，南下廣東。張發奎下令追趕南昌起義部隊，葉劍英給張發奎“獻計”，力主不追趕葉、賀部隊，讓共產黨到東江由李濟深調部隊阻擊，張發奎即可以順利地回到廣州。張發奎采納葉劍英的“妙計”，率部和南昌起義軍分道而行，減輕了起義軍的壓力。
3.建立同盟。起義前夕，專門成立了包括黨外人士參加的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周恩來、譚平山就起義宣言、政權名稱、組織人事等重大問題，與黨外人士平等協商。起義後，葉挺向特別委員會報告了起義經過，並得到承認。周恩來就起義、行軍計劃以及進一步聯絡左派人士的工作，與他們商討，獲得了大家的支持。
8月1日上午9時，起義勝利後，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華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中央委員宣言》《聯席會議宣言》等，其中提出的6條政綱與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綱領一致。在革命委員會的25名委員中，共產黨外人士15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主席團由宋慶齡、賀龍、張發奎、鄧演達、譚平山、郭沫若、惲代英等7人組成，其中共產黨外人士占5名，進一步團結了國民黨左派力量。
南昌起義團結一切力量，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豐富了革命統一戰線的經驗，“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星火從這裏燎原
1.擴大武裝。大革命失敗以後，一係列各種形式的城市暴動受到挫折，促使毛澤東開始戰略轉變的思考：依靠農民，向農村進軍，尋求落腳點，保存革命軍實力，另圖發展。
1927年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部署起義。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9月9日起，起義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出發，取道平江、瀏陽，準備進攻長沙，但遭到敵人圍擊。
起義受挫後，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領導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創造性地確立了“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嶄新的治軍方略。
在毛澤東來井岡山之前，袁文才、王佐已經在這一帶活動，是井岡山的“山大王”，他們所領導的武裝組織，沒有正式的名稱，被人視作“土匪”。而毛澤東要上井岡山，就必須與他們合作，取得他們的信任，建立統一戰線，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毛澤東以禮相待，先給袁文才寫了一封信，爭取他的支持，後隻身前往和他見麵，並贈送袁文才100支槍。這使袁文才認識到，毛澤東不是吞並自己，而是幫助自己發展。袁文才當即表示包下工農革命軍的糧餉供應，並贈給銀圓1000塊。
為了做好王佐的工作，毛澤東委派何長工帶著他寫給王佐的親筆信，獨自上山。王佐見信十分高興，當即擺酒設宴，但仍存戒備之心。何長工從他母親入手，進行認真細致的思想工作。毛澤東也親自到山上與王佐見麵，勸說他“跟共產黨走，不做綠林好漢，為窮人鬧革命”，並送給他70支槍。王佐深受教益，與袁文才商量參加革命。
1928年2月，毛澤東將袁文才、王佐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兼第一營營長，王佐任副團長兼任第二營營長，何長工為黨代表。兩支原來被人稱為“土匪”的地方武裝，成為井岡山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2.照顧利益。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和朱德這兩雙扭轉乾坤的巨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秋收起義、南昌起義、湘南起義三支部隊以及井岡山本地武裝勝利會師。操著湘音、川調、粵語、贛聲以及客家方言的一群救國救民的年青共產黨人聚首在井岡山。部隊會師後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這是沿用北伐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的“鐵軍”番號。
井岡山鬥爭時期，毛澤東代表前委宣布寬待俘虜的三大規定：不許打罵俘虜；不許搜俘虜的腰包；受傷者給予治療，願回者發給路費。紅軍對於俘虜政策不折不扣地執行，打破了敵軍“共匪見俘就殺，對俘虜割耳挖眼”的欺騙宣傳，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對國民黨軍的戰鬥意誌形成很大的衝擊，所有參加“剿匪”的官兵腦子裏悄然地產生了不必與紅軍拚死苦戰的念頭。
為了整頓軍紀，紅軍宣布了“三大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捆鋪草，上門板，買賣公平，說話和氣，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以後，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注意。紅軍對人民群眾秋毫無犯，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
在井岡山根據地，創造性地對工商業實行統戰政策，重視活躍經濟貿易市場，恢複和發展榨油、造紙、石灰、樟腦等手工業，產品秘密運往白區，換回一些生產生活必需品，並從中增加收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改造和開辟圩場，疏通商品流通渠道，群眾生產的草鞋、鬥笠、草席、木、竹藤等產品，可以在圩場上自由買賣，紅色貿易非常活躍。同時，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對中小商人不加歧視，使中間階級感到滿意。取消全部苛捐雜稅，保護中小商人做買賣，照顧小商販和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調動他們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