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科學史學家來說具有特別重要性的是19世紀早期在法國提出的這樣一個觀點，即應用科學和專門技術知識在法國工業革命中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同人們通常所持的普遍看法形成鮮明對比：在英國，工業革命所依靠的與其說是科學的應用，不如說是技術和機械的獨創性。安娜·貝讚森援引了許多例證，其中一個例證引自1804年關於染色工藝的一部著作：
在這方麵，在我們當中發生了一次可喜的革命；我們的工廠不再交托給無知的工人；相反，人們在其大多數中發現了非常文明的有知識的人，受過良好教育的物理學家，而且，人們必須重視他們，以推進實用工藝的進步。
在1837年，產業革命顯然已載入經濟史的文獻——J.A.布朗基的《政治經濟學史》之中。不到十年，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就已經把無產階級的崛起與產業革命聯係在一起了。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英譯本，1858，9）開始一段是這樣說的：
英國工人階級的曆史是從18世紀後半期，從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開始的。大家知道，這些發明推動了產業革命，產業革命［既是一場社會革命，也是一場經濟革命，因為它］同時又引起了市民社會中的全麵變革，而它的世界曆史意義隻是在現在才開始被認識清楚。
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使用了“產業革命”（industrielleRevolution）一詞，但是，他既沒有讓人們特別注意這個詞，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意義；他隻是“把它作為某種讀者可以理解的東西附帶地介紹的”（克拉克1953，14）。
阿諾德·湯因比死後出版的《英國工業革命講演集》（1884）為那些在英國工業化的經驗中看到一種類似於曆史的偉大政治革命的革命的模式的後來的曆史學家樹立了榜樣。湯因比選擇1760年為那次革命開始的日期，而其他著作者原來傾向於他1750年至1760年這一時期作為開始日期，而另有其他一些作者（如約翰.烏爾裏克·內夫）則把革命的開始追溯到16世紀中葉。湯因比影響的範圍和程度在本世紀初明顯地表現出來；此時，保羅·曼托克斯的重要的綜合性著作《18世紀的產業革命》（1905；英譯本，1928；1964年第12版）在它的第一頁上指出，湯因比創造了這個名稱。此後，有大量的書籍和文章以產業革命為主要論題，而且，產業革命甚至顯著地出現在書和文章的標題中，盡管就這個術語的意義尚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例如，在初版於1948年並反複再版的一部著作《產業革命1760－1830》中，T.S.阿什頓（他遵從湯因比把1760年作為產業革命開始的日期）對“革命”一詞是否確當表示懷疑（因為“‘革命’包含著實際上並非經濟發展過程特征的變化的突然性”）並且堅持認為，“變化並不僅僅是‘產業的’變化，而且也是社會和思想的變化”。關於這次革命的一個問題是，這次產業革命不像政治革命而像科學革命，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含括兩個世紀中約七、八十年。此外，“革命”也不完全是產業的革命，因為產業革命的某些最“革命的”方麵恰好是人口統計學的（人口規模的變化以及農村和城市人口傳統比例的變化）、農業的和經濟的（商業、貿易的增長，現代競爭體製）方麵。
至少對於那些認為“產業革命”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的著作家來說，它似乎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看到與西波拉（Cipola）所表達的下述觀點（1973，7）相似的關於科學革命的大辯論的一些實例（巴特費爾德，史密斯，奧恩斯坦）：
在1780年至1850年這一時期不到三代人中，一場在人類曆史上沒有先例的影響深遠的革命改變了英國的麵貌。從那時起，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曆史學家經常使用或誤用“革命”一詞意指一場激進的變革，但是，從來沒有什麼革命像產業革命這樣是如此激動人心地“革命的”——也許新石器時代的革命是一個例外。這兩次革命都改變了曆史的進程，可以說，這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引起了曆史過程中的突變。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使人類從一個由狩獵者的野蠻的群體組成的分散的集團（據霍布斯的名言，這時人類的生活是“孤獨、貧窮、肮髒、野蠻和短暫的”）向一個有點相互依賴的農業社會集團轉變。工業革命則使人由農夫-牧羊人轉變為以無生命能源為動力的機器的操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