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不難發現這三篇文章的可圈可點的地方。其進步之處，借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框架和數據來分析文化中影響公式治理的重要因素，對如何進行製度改革有一定的啟示，有些受文化影響大的製度移植到對立文化的背景中，則製度的效率和自我革新會受到很大的阻滯。也提供了一個可以量化分析的一個實證框架。還需改進的方麵：S和H的文化框架是否能涵蓋所有的文化或者主要的文化有待商榷，數據的時效性可能不足，新的製度和法律體係反過來也會影響文化，交互影響的過程會使得人們的某些觀念和習慣發生改變。同時，這種交互影響使得在分析公司治理和文化的關係時，很難將文化和製度難以隔開。
Alex W.H.Chan et al.2008年發表Common Cultural Relationship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cross Developed and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的貢獻在於，不同以往對公司治理的定義，通過考慮文化與公司治理利益主體的某些特征的關係來說明影響公司治理好壞的關鍵因子。文中使用Hofstede的PDI，MAS，IDV和UAI四個文化維度來解釋公司治理得分的差異。按公司治理的利益相關人分成9個單個公司治理因素。文章進一步使用了多回歸分析方法將構成公司治理得分的單個公司治理因素得分和總體的公司治理得分分別對四個文化維度和股票市場曆史進行回歸以求發現股票市場曆史和文化維度之間的交互影響是否可以解釋公司治理行為。研究發現股票市場曆史和公司治理得分有很強的正相關關係，文化因素的加入機會涵蓋了股票市場對公司治理行為的解釋預測力。使用向後消除方法，得到隻有PDI和UAI這兩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發現在此模型中，PDI和UAI這兩個維度可以解釋公司治理得分的42%。
Buck&Shahrim在2005年的The transl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cross national cultures， the case of Germany，以US風格的ESO（執行董事股票期權）移入德國為例，運用了移植理論和演員網絡理論來分析在一個特定國家文化背景下進行改革後的影響，提出命題：規則性的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在改革過程中方向會被不斷糾正，使得和先前內在的文化價值觀兼容。接著提出四個假設：H1：在德國實行執行董事期權預期相比較在美國和英國實行會更加均等化。H2：德國的執行董事期權計劃下這一期權計劃占公司募集資金的比例相對美國和英國較小。H3：德國的執行董事受到集體控製的影響，權力較低，因此相比較美國和英國，執行董事股票期權計劃相同報酬需要更多的業績是可以被預測的。H4：緊接著H3，相比較美國和英國，德國的業績指標要求業績數量更加嚴格。德國對美國風格的執行董事股票期權的接受，文化背景的不兼容下這一公司治理改革的兼容好像說明了文化與治理之間沒有必然聯係，但是存在一些問題，如移植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使我們無法得出肯定結論。總的來說，國家文化和根植於國家文化中的國家製度解釋了當麵臨潛在變化挑戰內在商業文化時，公司治理製度表現出慣性、可轉化性和彈性。個人認為這篇文章的局限性在於文章沒有談到US風格的ESO主要受到哪些文化維度的影響，如果這樣的文化維度在德國和美國相似，就難以說明文化對公司治理影響很小。
以上的詳細回顧和點評的文獻基本上是在解決文化是否影響公司治理，影響公司治理的主要文化因素有哪些，文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又有多大。個人對該話題的研究展望是針對不同的經濟環境、文化背景下，可以分析不同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優缺點分別受到哪些文化特征的影響較大，對是否可以將好的公司治理移植到他國，有更加直接的指導意義。同時，可以考慮在一個國家下，從微觀層麵分析，比如公司管理層和投資者的文化維度是如何影響公司治理行為的，這樣更有利於思考如何通過製定與文化相關的製度，來更好協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關係。
作者簡介：周倩文（1989-），女，漢族，安徽定遠人，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研究方向：會計、審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