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在大平原上跑，拉著長長的煙和長長的嘶鳴。已經是冬天，車窗外北風刮得凶，樹和荒草東倒西搖，愈見荒涼了，愈感到離北京遠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著一輛馬車，趕車的抱著鞭子，下巴縮到領口裏。馬車上還坐著個孩子，兩隻手盡力往袖筒裏插。彎曲的土路通向遠處一個村落。這會兒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親，也並沒想得太久。
我心裏盼著天黑，盼著一種詩境的降臨。“在九曲黃河的上遊，在西去列車的窗口，是大西北一個平靜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還有什麼塞外的風吧；滾滾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夥子怎麼怎麼了吧；一條火龍般輝煌的列車，在深藍色的夜的天地間飛走，等等。還有隱約而歡快的手風琴聲，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經得承認詩的作用，尤其是對十六七歲的人來說。尤其是那個時代的十六七歲。
當然，發自心底想去插隊的人是極少數。像我這麼隨潮流，而又懷了一堆空設的詩意去插隊的就多些。更多數呢？其實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罷了；不得不去便情願相信這事原是光榮壯烈的。其實能不去呢？還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說，那時多少多少萬知青“滿懷豪情壯誌”，如何如何告別故鄉，奔赴什麼什麼地方。感情常常影響了記憶。冷靜下來便想起本不是那麼回事。
延安對我確有吸引力。不過如果那時候說，也可以到儒勒·凡爾納的“神秘島”去插隊，我想我的積極性會更高。我那時既不懂發愁，也不太去想什麼前途，一切單憑興趣，隨潮流。
第一回聽說“插隊”這個詞，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歲。聽說有幾個高中同學自願去東北農村插隊，戶口也遷去，城市戶口換成農村戶口，不掙工資，掙工分，一輩子。
“光靠掙工分？”
“廢話。”
“跟農民一樣光掙工分？”
“多——新鮮！”或者：“多新——鮮！”
我問仲偉：“你去嗎，要是你？”
“到時候再說。你呢？”
“去不了工廠再說。牛，你去嗎？”
“不去！”金濤正滿嘴嚼著江米條。
那時我們幾個正在清華園裏閑逛。文化革命開始不久，學校裏的夥食質量就下降，接近憶苦飯水平，我們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補養大軍”，經常浩浩蕩蕩光顧清華園裏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闊，無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條，一毛一，一兩糧票，或者一包炸排叉，價格同上。嘴裏嘎吱嘎吱響亮地嚼，在清華園裏逛。瞧見大字報就看大字報，碰上批鬥會也聽一會兒批鬥會。有時正趕上哪位首長來清華下指示，就擠上去拚命看個明白。事後金濤就吹噓，那位首長跟他握了手或者差點要跟他握手，大夥就說：“牛！”金濤就粗著脖子講當時的細節，大夥還是說：“牛！”因為每一回首長都差點要跟他握手。嘴裏的東西嚼完了，一夥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裝紙揉成團，隨便別在路邊哪輛自行車的輻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