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已經進行到費解又散漫的地步，我們都是逍遙派。我們幾個既非紅五類子弟又非黑五類出身，因而不是敵人，也不想找麻煩去與人為敵。這大約正是由階級地位所決定。為此心裏由衷的慚愧。何以解慚愧？惟有讀馬列的書。便認認真真地讀了些馬列經典，條條杠杠地在書上畫，像過去背外語單詞般地記住了很多。有機會與人就當下的什麼事辯論起來，就知道那書沒有白讀，慚愧少了些，添之以驕傲。在辯論中取勝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與自己觀點合拍的馬列的話；一是引出大段大段與對方觀點類似的托洛斯基的話，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話。這就看誰功夫深了。隻要你能不斷大段大段地引出，對方必定就心虛害怕，旁觀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邊。
不過去插隊之前，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千方百計找一本本“毒草”來讀，當然得說是為了批判。再就是到圓明園的小河溝裏去摸魚。我們學校在圓明園旁邊。通常是和仲偉、李卓、金濤，我們四個，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築起兩道壩，小河很淺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臉盆把兩壩之間的水掏幹，可以摸到鯽魚、黑魚、小白鰱、泥鰍，有時還能抓到黃鱔。魚都不大，主要為了玩。1968年秋天，正是我們摸魚的興致高漲之際，傳開了一個消息，說是誰也別做夢想留在北京當工人了，都得去插隊，連大學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誰說的？”“多——新鮮！”“真的？蒙人是什麼？”“孫子！”這有點讓我失望，我滿心盼望當了工人以後自己能有點錢，能買一雙“回力”球鞋的——那是當時的中學生們最以為時髦的鞋，十塊多錢一雙，在當時算很貴。“都去哪兒？”“全中國，哪兒都去。”“都得去？”“不錯，拍拍腦袋算一個。”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報名了？”母親問我。
“報了。”
“去哪兒？”
“東北內蒙山西陝西雲南，沒準兒。”
母親呆呆的。
“給我錢吧，我去買插隊用的東西。”
我買了一隻箱子，幾身衣服，一頂皮帽子，終於買了一雙白色的“回力”鞋。我媽也沒說我。沒想到這竟是個機會，我媽忽然慷慨起來，無論我想買什麼，她都不再嫌貴，痛痛快快地掏錢。好像一夜之間我成了大人，讓你覺得單為這個去插隊也值得。我醉心於整理行裝，醉心於把我的財產一樣一樣碼在箱子裏，反複地碼來碼去。有機會我就對人說：“我要走了，插隊去，八成近不了。”我媽開始歎氣，開始暗暗地落淚。好多成年人對此也都歎氣，或流露出歎氣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歎氣，手裏搖著箱子鑰匙，端詳著那隻箱子作沉思狀，覺得那樣才更不像個孩子了，才更像要出遠門去的樣子。後來定了去延安。我媽一天說好幾回“畢竟那是老區”，眼淚少了些。我卻盼著走，盼著“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盼著“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車奔向遠方”……以後呢？管那麼多跟老娘們兒似的！我總覺得好運氣在等著我，總覺得有什麼新鮮、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