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回回夢裏回延安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代後記
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誰想到，我現在要想回延安，真是隻有靠做夢了。不過，我沒有在夢中摟定過寶塔山，“清平灣”屬延安地區，但離延安城還有一百多裏地。我總是夢見那開闊的天空，黃褐色的高原，血紅色的落日裏飄著悠長的吆牛聲。有一個夢，我做了好幾次：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變成了一頭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沒有癱瘓，我也不會永遠留在“清平灣”；假如我的腿現在好了，我也不會永遠回到“清平灣”去。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個矛盾解釋得圓滿。說是寫作者慣有的虛偽吧？但我想念那兒，是真的。而且我發現，很多曾經插過隊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們的“清平灣”。
有位讀者問我，為什麼我十年之後才想起寫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記得那麼清楚，是不是當時就記錄下了許多素材，預備日後寫小說？不是。其實，我當時去過一次北京動物園，想跟飼養野牛的人說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來改良我們村裏耕牛的品種。我的膽量到此為止，我那時沒想過要當作者。我們那時的插隊，和後來的插隊還不一樣；後來的插隊都更像是去體驗生活，而我們那時真是感到要在農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碼開始的兩年是這樣。現在想來，這倒使後來的寫作得益匪淺。我相信，體驗生活和生活體驗是兩回事。抱著寫一篇什麼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於生活中有了許多感想而要寫點什麼，兩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遠。從心中流出來的東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後，我才第一次做了寫小說的夢。插過隊的人想寫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寫插隊，我也沒有等到十年後。我試了好幾次，想寫一個插隊的故事。那時對寫小說的理解就是這樣：寫一個懸念迭起、感人淚下的故事。我編排了很久，設計了正麵人物、反麵人物，安排了諸葛亮式的人物、張飛式的人物。結果均歸失敗。插過隊的人看了，懷疑我是否插過隊；沒插過隊的人看了，隻是從我應該有點事做這一方麵來鼓勵我，卻絲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覺跟上吊差不多。幸虧我會找轍，我認為我雖有插隊生活，但不走運——我的插隊生活偏偏不是那種適合於寫作的插隊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兩種，一種是隻能夠過一過的生活、另一種才能寫。寫成小說的希望一時渺茫。可是，那些艱苦而歡樂的插隊生活卻總是縈繞在我心中，和沒有插過隊的朋友說一說，覺得驕傲、興奮；和插過隊的朋友一起回憶回憶，感到親切、快慰。我發現，倒是每每說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聽得入神、感動；說的人不願意閉嘴，聽的人不願意離去。說到最後，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雖然並不見得能得出多麼高明的結論。每當這時，我就覺得眼前有一幅雄渾的畫麵在動，心中有一支哀壯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異的編排，都近於嚼舌了。這種情況重複了也許有上百次，就過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如果寫下來，讀者或許也不會很快淡忘。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我想其中總會有些值得和讀者一塊來品味、來深思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寫，隨想隨寫，仿佛又見到了黃土高原，又見到了“清平灣”的鄉親，見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紅犍牛……隻是不知道最終寫出來能不能算小說。當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過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數人的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組成，硬要編排成個萬轉千回、玲瓏剔透的故事，隻會與多數人疏遠；解解悶兒可以，誰又會由之聯想到自己平淡無奇的經曆呢？誰又會總樂得為他人的巧事而勞神呢？藝術的美感在於聯想，如能使讀者聯想起自己的生活，並以此去補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這些說道一點不新，隻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沒有反對寫故事的意思，因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異的故事。正像沒有理由反對其他各種流派一樣，因為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事和各種各樣的邏輯。藝術觀點之多，是與生活現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則倒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了。我隻敢反對一種觀點，即把生活分為“適於寫的”和“不適於寫的”兩種的觀點。我的這個膽量實在也是逼出來的。因為我的殘腿取消了我到各處去體驗生活的權利，所以我寧願相信，對於寫作來說，生活是平等的。隻是我寫作的麵無疑要很窄，作品的數量肯定會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寫的寫得深刻些，那隻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給自己的寫作留下這一條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注定，非我後悔所能改善的，隻剩了努力是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