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經透視
作者：吳玉東 樊永兵 李曉斌
一、後危機時期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推進，我國經過工業化的長期發展已形成門類齊全、規模經濟顯著的三次產業體係，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和高度化，技術水平不斷提升。但由於產業發展方式的粗放和質量的低下，存在著第一產業基礎薄弱且現代化程度低、第二產業比重大但整體競爭力不強、第三產業發展滯後尤其是新興服務業發展不足以及資源、環境和就業壓力增強等諸多問題。金融危機的爆發加劇了產業發展中麵臨的內外部矛盾和問題，突出了產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
在國際分工格局上，中國基於勞動力相對充裕的比較優勢，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為主導的對外產業結構布局，而發達國家利用其在技術、市場渠道和品牌甚至是礦石原料等產業鏈兩端所形成的市場勢力，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分工中占據有利地位。對於進入門檻低、產能擴張快的加工製造環節來講，其在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降低，利潤分配越來越趨向兩端，形成了所謂的“微笑曲線”。
在後危機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複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從提升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角度出發，紛紛動用貿易保護主義，而外需的萎縮導致我國出口持續下降，許多行業都存在較大程度的產能過剩。西方發達經濟體為應對主權債務危機，啟用量化寬鬆政策，一方麵縮減財政赤字，另一方麵增加市場的流動性，使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通脹風險加大。在產品價格不變和出口數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資源和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加大，許多對外加工製造企業陷於困境。
由於我國正處於工業化中期，向重化工業化方向發展，而重化工業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對於就業具有擠出效應。另外，其高投入、高消耗的特征還會對資源、能源形成極大的壓力，使增長遭遇資源瓶頸，同時還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增加生產的環境成本。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需要不斷推動經濟增長來增加就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主動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形成基於本土需求的產業競爭力，是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
二、產業轉型升級的障礙因素分析
在製約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諸多障礙性因素中，其突出表現在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且差距過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城鎮化水平低且發展滯後以及體製、機製因素等。
（一）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且差距過大
一個國家產業發展的實力和規模取決於社會的需求水平和需求結構，而社會的消費需求又受到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影響。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情況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過低。從2000—2007年，勞動者報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從51.4％下滑至39.7％，下降了11.7％；從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來看，其比例從17.4：17.9：64.7變化到19.5：22.6：57.9，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6.8％，而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卻趨於上升，國民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和政府傾斜。
從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其數值由2000年的0.458上升至2008年的0.496，均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始終保持在3倍左右的水平，考慮到雙方在享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麵的差異，實際的收入差距會更大。
當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且低收入者眾多時，社會的消費需求明顯不足，居民尤其是廣大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受到嚴重製約，導致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動力。當收入分配利於資本而不利於勞動者時，企業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也能獲得較高的回報，缺乏對產品升級和技術更新的積極性。較低的工資報酬使勞動者難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而高素質勞動者的缺乏必將製約產業結構順利地轉型升級。
（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一個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會導致其在國際分工中長期處於不利地位。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隻有20％左右，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滯後，高新技術成果商品轉化率和產業化率均較低，在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上受製於人的現象非常明顯。如果絕大多數產業位於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企業隻能生產低附加值產品，利潤低下，無力承擔創新風險去開展自主創新，在國際分工中很難進入產業鏈的高端。
在後危機時期，發達國家更加注重用科技來引領實體經濟發展，從其戰略角度考慮，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或轉讓前沿技術會持更加審慎的態度，一個國家依靠引進技術來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
（三）城鎮化水平低且服務業發展滯後
全國的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6.22％上升到2009年的46.59％，年均增加1.15個百分點，但是與發達國家80％左右的城鎮化率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城鎮化水平低下會使大量剩餘勞動力滯留農村且過剩的產能得不到及時消化，影響到服務業的充分發展和產業順利地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