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到了肚裏，話就多起來。相識的，不相識的，落在同一的命運裏，又會飲在同一的河上，你起酒碗來說幾句，我放下筷子來接幾起，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大家覺得正需要這樣的發泄。“五塊錢一擔，真是碰見了鬼！”
“去年是水災，收成不好，虧本。今年算是好年時，收成好，還是虧本！”
“今年虧本比去年都厲害；去年還糶七塊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糶出了。唉，種田人吃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
“為什麼要糶出呢，你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給老婆吃，給兒子吃。我不繳租，寧可跑去吃官司，讓他們關起來！”“也隻得不繳租呀。繳租立刻借新債。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來繳租，貪圖些什麼，難道貪圖明年背著更生的債！”
“田真個種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滿寫意的。”
“逃荒去，債也賴了，會錢也不用解了，好計策，我們一起去！”
“誰出來當頭腦？他們逃荒的有幾個頭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聽頭腦的話。”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壞。我們村裏的小王，不是麼？在上海什麼廠裏做工，聽說一個月工錢有十五塊。十五塊，照今天的價錢，就是三擔米呢！”
“你翻什麼隔年舊曆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關了門，小王在那裏做叫花子了，你還不知道？”
路路斷絕。一時大家沉默了。醬赤的臉受著太陽光又加上酒力，個個難看不過，像就會有殷紅的血從皮膚裏迸出來似的。“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一個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問。
就有另一個指著萬盛的半新不舊的金字招牌說：“近在眼前，就是替他們種的。我們吃辛吃苦，賠重利錢借債，種了出來，他們嘴唇皮一動，說‘五塊錢一擔！’就把我們的油水一股腦兒吞了去！”
“要是讓我們自己定價錢，那就好。憑良心說，八塊錢一擔，我也不想要多。”
“你這囚犯，在那裏做什麼夢！你不見麼？他們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不肯替我們白當差。”
“那麼，我們的田也是拿本錢來種的，為什麼要替他們白當差！為什麼要替田主白當差。”
“我剛才在廒間裏這麼想：現在讓你們占便宜，米放在這裏；往後沒得吃，就來吃你們的！”故意把聲音壓得低低，網著紅絲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個沒得吃的時候，什麼地方有米，拿點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氣壯的聲口。
“今年春天，豐橋地方不是鬧過搶米的事情麼？”
“保衛團開了槍，打死兩個人。”
“今天在這裏的，說不定也會吃槍，誰知道！”
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麼議決案。酒喝幹了，飯吃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船埠頭便冷清清地蕩漾著暗綠色的髒水。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來到這裏停泊。鎮上便表演著同樣的故事。這種故事也正在各處市鎮上表演著，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為都市間報紙上的時興標題。
地主感覺到收租的棘手，便開會，發通電，大意說：今年收成特豐，糧食過剩，糧價低落，農民不堪其苦，應請共籌救濟的方案。金融界本在那裏要做買賣，便提出了救濟的方案：——（一）由各大銀行錢莊籌集資本，向各地收買糧食，指定適當地點囤積，到來年青黃不接的當兒，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的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購，造成無期的囤積；（三）由金融界負責募款，購囤糧米，到出售後結算，依盈虧的比例分別發還。工業界是不聲不響。米價低落，工人的“米貼”之類可以除，在他們是有利的。
社會科學家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論說，從統計，從學理，指出糧食過剩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
這些都是都市裏的事情，在“鄉親”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的糶了自己吃的米，賣了可憐的牛，或者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繳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兩角三角地，忍痛繳納自己的飯錢；有的沉溺在賭博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一場贏他十塊八塊；有的求人去說好話，向田主那裏退租，準備做一個幹幹淨淨的窮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開往上海的四等車。
（發表於1933年7月《文學》月刊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