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猴子世界裏，猴王可以高高揚起尾巴，別的猴子卻隻能夾著尾巴。在我們人類社會，我們雖然不受製於猴王，但我們卻依然要“夾著尾巴做人”，不然的話，尾巴翹得老高，總會有尾巴被割掉的時候。
低調做人的男人，最懂得進與退、顯與藏的道理，從而能保持凡事不張揚、不放肆，從而有效地抵禦外來侵害，保護自己。
商紂王通宵喝酒而忘記了月日，問左右的人，都不知道，派人問箕子。
箕子對他的友人說：“一國的人都不知道月和日，國家就危險了。而一國的人都不知道，隻有我一個人知道，恐怕我也就危險了。”於是，他對使者謊稱自己喝醉了酒，也記不清是什麼日子了。
魏晉時期，有兩位特立獨行的高人：嵇康和阮籍，他們為人處世的態度大體相同，可是最終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嵇康被司馬昭以不守禮教的罪名所殺，阮籍卻得以全生，為什麼？就是因為前者不懂得夾尾巴之術，得罪了很多小人，這些小人一旦掌權，自然千方百計羅織罪名，將他置於死地；而阮籍深諳此道，懂得低調做人的道理，雖也放浪不羈，卻沒有找他的麻煩。
阮籍一心飲酒，全然不問政事。司馬昭曾想為兒子司馬貴向阮籍求其女兒婚配，阮籍一醉六十天，司馬昭因為無法和他講話而作罷。鍾會幾次去征求他對時局的意見想以此羅織他的罪名，阮籍居然因為大醉不作回答，最終得以免禍。
將真實意圖隱藏起來，含而不露，不但可以免禍，而且可以給競爭對手造成假象，使之判斷失誤，上當受騙。
唐人王叔文經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之間談論時政，曾談到宮市的弊病，太子說：“寡人正想勸諫皇上廢止宮市呢。”在場的人都交口稱讚太子，唯有王叔文不說話。眾人走後，太子單獨留下王叔文，問他不說話的原因。王叔文說道：“太子的職責是侍奉皇上的飲食起居，早晚問安，不應議論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懷疑太子勸諫廢止宮市是為了收買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釋呢？”太子大吃一驚，流著淚說：“若不是先生指點，本宮哪能知道這個道理！”於是對王叔文格外寵信。
王叔文教給太子的韜晦之術，並不是簡單的免除災禍，而是為實行其改革朝政的偉大事業而采取的權宜之計。王叔文是後來“二王八司馬”革新運動的首領，而這個皇太子即後來的順宗，是這場革新運動的堅定支持者。
他們韜光養晦的舉動，是整個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此可見，男人低調做人，不是懦弱，不是頹廢，更不是悲觀，而是一種做人的境界，是一種品格、一種姿態、一種風度、一種胸襟、一種智慧、一種謀略，是一個男人最好的外衣。
低調做人，就是要少說多做。有那麼一些男人，喜歡唱高調，八字還沒一撇，就吹得天花亂墜，拿來吸引人的目光，引起人的注意，把“急切”變成了“急躁”，結果一事無成。而懂得低調做人的男人，做事，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做人，謙虛謹慎、默默積累。他們大都是某一領域的精英，有著深厚的資本和功底，能把事做得十分漂亮，卻最具“溫、良、恭、謙、讓”的美德，從不嘰裏呱啦地賣弄自己。而隻有那些“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男人，才會唱高調、翹尾巴。
低調做人的方式是給男人創造了一個進退寬鬆的空間，韜光養晦，用廣闊的思想審時度勢，從而為用心做事打造良好氛圍。這不同於軟骨和奴顏，而是男人應該具備的修養和美德，是男人與人相互交往、建立和諧融洽關係的需要。
與人為善是一個男人應該具備的起碼素質和常識。人世滄桑，不要讓錢權私欲蒙遮了雙眼，卻更需要用善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男人要少一些猜疑、嫉妒與怨恨，多一份豁達、理解和幫助，他才可以保持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低調做人，雖然會默默無聞，但絕不是一事無成，絕不是置身事外，拋卻世事紛爭，自得其樂。懂得低調做人的男人在人生的競技場中奮力拚搏，在事業上孜孜以求、兢兢業業、奮鬥不懈，在自己的領域有所作為。他們時刻想到用心做事是一種責任，一種精益求精的風格，一種執著追求的精神，更是一個人立命安身的永久鞭策；隻不過他們參透人性，為保全自己，言行收斂，謙遜禮讓，故而能在複雜的社會中立足。
忍能消災，男人不妨低調一點
每個男人都想安寧、平靜地度過一生，大起大落總不是讓人舒服的事。
那麼，男人如何度過平靜而安寧的一生呢？低調最重要。人生中有很多難忍之事。功名、利益、地位、尊嚴，如果一個男人不懂得低調和隱忍，凡事要爭個高低，討個公道，問個明白，那他一輩子別想安生。
好逞匹夫之勇的男人，難免莽撞闖禍而敗壞大事；低調而圖大業，這才是真正有出息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