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二年發端於《北京文學》的那一場語文教育大討論中，筆者也曾應師友之約，在一些報刊參加過“筆戰”。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的“火力”都集中在中學語文教育方麵，論戰雙方都有意無意忽視了小學語文教育的基礎性地位。如今想來，語文教育從中學開始規劃，於時晚矣！
因緣際會，筆者作為一個中學語文教師，但執教過的小學生卻遠遠多於初中生，蓋因自師院念書期間，筆者便開始在溫州的作文班教小學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寫作。
小學生應該接受何種語文教育？這樣的問題許久以前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了。
北大王嶽川教授曾指出：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中國一直在文化的各個層麵受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體係影響。中國傳統上最擅長的語文基礎教育，竟亦不能幸免。語文教育之所以被近幾年的報紙雜誌“炮轟”，歸根到底是“西藥”（西方語言模式）的副作用所致，是走向現代化的語文教育者們沒有認真研究中華文化的特征，對漢字體係的科學性、民族性缺乏了解造成的。
兩千多年的漢語文教育中，形成了科學而完善的基礎教育體係，形成了重要的基本教學原則與方式。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以民族文化的經典樣式為基礎教學的教材，並將教材最大限度濃縮成普通樣式，譬如作為語文識字教學的教材，《千字文》不但以四體的書法樣式使學習者對字體、書法有了較高水平的感受（現在的小學畢業生不會“寫字”的很多），也以四音韻文的形式使學生對漢字聲韻音律有了感性認識，當我們會背會寫這樣一篇千字文後，實際上便已認識了這一千個漢字。作為基礎教育的漢字，常用字在2000～3000個。據北師大研究統計，1980年前用的小學至高中課本中，出現概率依次排列的前一千個字，占了全部生字的90%以上，所以若認識這樣的一千個字，我們可以讀懂高中語文課本中的90%，可是，我們卻為此學了12年的語文，而舊時蒙學中《千字文》隻是四歲啟蒙之後不到20天之內背完的。以《文學蒙術》為例，三千多常用字對四歲幼童來說是二至三年的課程。
現在，我們舍棄了這些多快好省的教材與朗朗上口的兒歌的背誦手法，一會兒去教小孩“果”是“蘋果”的“果”，又要告訴小孩，“蘋果”是一種“水果”，“水果”是一種“食品”，“食品”是一種“東西”等等。西方式的下定義的煩瑣解說，使小孩子不得要領，結果給小孩增加了許多負擔。漢字是一種“記名”符號，隻須讓小學生會讀會寫記住就行了。我們現在不研究兒童識圖認字的最佳年齡，將孩子的入學年齡推到了七歲（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四歲為發蒙認字最佳年齡的），並從一開始就語文、數學並行教學，讓孩子同時接受兩種不同邏輯思維方式，使孩子過多地接受了不相幹體係中的其他信息，造成了思維的模糊。
走向現代化的語文基礎教育不能完全摒棄傳統漢語文教育積累的經驗，把傳統一律斥之為“封建糟粕”，其實是一種無知。“一國的言語文字，是國民思想感情所由傳達的媒介；一國的文學，是國民精神生活的結晶……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似乎都還可以借鑒於他國先例的地方，獨有國文，非由我們自己來探索不可。”這是親曆了五四運動的大教育家王森然在20世紀初的看法。無獨有偶，洪禹平先生日前也曾對筆者言，語文教育是最不需要向西方學習的，那是我們中國最擅長的傳統強項。
傳統蒙學教材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們都承載了我們民族文化的許多信息。而現在我們所用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卻與傳統文化井水不犯河水。長此以往，“中國人”在將來會演變成隻含地理內涵的名詞。而這正是這兩年裏中小學語文教育中最受專家學者們指責的地方。
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