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南希風暴”嚇煞人
羅納德·裏根這一色彩鮮豔、碩大無用的熱氣球在美國的地平線上上下飄搖已久，時至1985年，終於開始漏氣了。在第二屆總統任期的宣誓就職儀式後，他失去了白宮辦公廳主任吉姆·貝克，這可以說是氣球上第一個針刺的小孔。貝克同財政部長唐納德·裏甘交換了職務。這是裏甘的主意，邁克·迪弗欣然同意，南希·裏根批準。最後由總統接受這一作法。總統是最後一個知道此事的。
第一夫人曾要求在總統第二屆任期開始時整個內閣提出辭職，但總統拒絕了。
她爭辯說：“尼克鬆就是這樣做的。他再次當選的第二天就要求所有由他委任的最高級官員都提出書麵辭呈。”
“你看看他的第二屆任期出了什麼事，”總統答道。
裏根心裏明白，他妻子想擺脫掉某些他最喜歡的人物，如：總統高級顧問埃德·米斯，他被一次有關他私人財產的調查搞得鼻青臉腫，勉強過了關，現要被指定為司法部長而離開白宮；內政部長威廉·克拉克，她認為他過於保守；勞工部長雷蒙德·多諾萬，他正受到紐約的聯邦大陪審團審訊。她還想把國防部長卡斯泊·溫伯格也處理掉，因為她認為他“過分軍國主義”；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瑪格麗特·赫克勒，她正在進行烏七八糟的離婚程序；還有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戴維·斯托克曼，因為他公開聲稱裏根的經濟政策絕對不能收效。但是裏根總統把兩副助聽器都關上了，並要求凡屬他委派的高級官員都要留在原職安心工作。
克拉克同斯托克曼不久後都辭職了。多諾萬也辭職了。他被起訴，但後來被宣判無罪。米斯去了司法部，溫伯格留在五角大樓。
第一夫人還說：“你看，我並不是每次都贏的。”她這樣說是為了把自己對於總統的影響貶低。
在班子大變動的過程中，迪弗想為自己1985年5月離開白宮的計劃給第一夫人作一些心理準備。他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侍候“老板娘”的職責跟總統助理威廉·亨克爾一起分擔，當時亨克爾負責為總統打前站的工作。
亨克爾說：“邁克要想從白宮脫身出來，必須有人在白宮裏麵給他‘剪票’通行，因此從1985年1月開始他就逐漸使我在第一夫人眼裏取代他自己的地位，而我同第一夫人間的關係也就這樣開始了。因為這一關係特別同安排日程表有關，因而他也就不得不把占星術士的事告訴我。”
這位總統助理聽迪弗對他說，總統和第一夫人事事都仰仗著被稱為“在舊金山的瓊”這麼一位人物，無論什麼都按照她的神機妙算去辦。他簡直是目瞪口呆，難以置信。但迪弗努力向他保證說，這位占星術士同多年來他被迫應付的許多別的算命先生相比，至少還是比較通情達理的。
他告訴亨克爾說：“你聽我說，本應讓你嚐一嚐同某些別的占星術上打交道的滋味的，特別是珍妮·狄克遜。那樣你就會明白，這一位至少還不是完全精神錯亂的。”
亨克爾過去曾不止一次懷疑迪弗的神誌是否清醒，因為他常在最後一分鍾，對總統的日程表作出無法解釋的改動，有時是奇怪地猶豫不決，有時又常作意外的拖延，對於到達或離開某地的時間作出荒誕的規定，頭一天發出無法自圓其說的指令，第二天自己又推翻前言。亨克爾說：“我到現在才終於明白所有這些瘋狂行徑的原因何在了。我們兩人痛快地為此大笑了一陣，可是事後我醒悟過來。我以後得管這一攤子事，得由我捏造出過去迪弗所使用的種種愚蠢的借口。得由我編造那些富有創造性的假話來給第一夫人要做的事打掩護，而不告訴任何人她要這樣做的真實原因。”
裏根夫婦對於瓊·奎格利的電腦化占星術的依賴，在白宮裏是一件嚴格保守的秘密。在第一屆任期中，隻有西半樓的迪弗和貝克及東半樓的伊萊恩·克裏斯彭得以與聞其事。到了1985年大換班，就不得不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一機密了，其中就包括新任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唐·裏甘。他起初難以相信。多年以後，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還不如說是挨了當頭一棒，被打得暈頭暈腦。”
第一夫人伯有任何別人發現她完全依靠占星術一事，因此，她連白宮的電話總機也信不過，伯接線員們會偷聽。她命令電話公司為她設置私人電話線，不經過白宮及戴維營的總機。她同占星術土的談話大多是從戴維營打電話進行的。
亨克爾說：“如果南希不得不在非周末時間給占星術士打電話，她就得加碼掏腰包。這事我清楚，因為有一次由於我而造成了日程改訂，她不得不在非周末時間請教占星術士給她推算。她氣得不得了，想要由我支付這筆錢。她反複說，‘就因為你，我得多付一份錢。為這我得多付一份錢。’”
每到周末，亨克爾的傳呼機就叫起夾，說明第一夫人在找他，並已經準備好要辦理公事了。裏根夫人坐在戴維營她的木屋裏，雙手各拿著一個電話耳機——一個通往占星術士瓊·奎格利，一個通往亨克爾——就這樣開始給總統安排一周的日程。南希計劃得很繽密，不僅逐日安排，而且逐小時排定，有時把到場和退場時間都微調到分秒不差。她首先問清總統都將有哪些活動，亨克爾回答後，她就轉告瓊·奎格利，後者就在黃道十二宮圖上查看每一個日期，看一下星辰所預兆給總統的是個“吉日”還是“凶日”。在“凶日”是不能允許總統走出白宮一步的，因為據這位預言家說，總統會遭受到危險；每遇此種情況，亨克爾隻好提出改變的日期。這樣，三個人往往複複地要磋商好多小時，一麵商量，亨克爾就一麵記下詳細記錄，以便能“多加小心避免諸事不宜的日子”。並且充分利用“宜出行的黃道吉日”。總統的日程一經在此種三方電話會議排定，亨克爾就把日程分送特工部門、白宮辦公廳主任及總統秘書各一份，使他們都能記錄在自己的案頭曆上。這種程序使唐·裏甘感到非常困惑，於是他在辦公桌上放了一個按類分色的台曆，“吉日”用綠色，“不吉日”用紅色，“不肯定”的日子用黃色。然後再把總統的日程表寫出來，再度送交裏根夫人作最後審定。這樣一來，總統每時每刻在幹什麼，她全都了如指掌。
偶然也有這樣的時候，總統忽然自行宣布他要去某一事先未經星辰天象兆示為萬事大吉的地方，從而打亂了一切安排，比如他想到巴爾的摩參加棒球季節的第一場比賽一事，便是如此。
亨克爾說：“事情很不湊巧，那天正是被占星術士判為‘諸事不宜’的日子，裏根應當足不出戶，以避災煞。然而我才他媽的不會去告訴美國總統說，他想看棒球比賽都得聽別人的，不叫他去就不能去。唐·裏首在開完高級工作人員會議後進來告訴我說，總統要在一小時後動身，我就同特工部門聯係，一起去處理體育場的安全保衛工作。半路上我的傳呼機就嘩嘩地叫起來了，無線電話中傳來了嘰哩呱啦響的命令，叫我馬上給白宮總機打電話。我知道這是第一夫人在找我，所以我通過特工部門頻道回話說，我一到了目的地就打電話回去。我連當時我在哪兒都沒有說，但是等我們到達體育場時，總統秘書凱西·奧斯本已經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訴她了。
“上帝啊，我給她回電話時，她簡直急得要中風了。她盛怒若狂。‘噢，比爾，你怎麼能這麼辦呢？你應當有點腦筋，決不該辦出這種事來。你怎麼可以呢？你明知道今天是不宜出行的日子。
“我力圖向她解釋。我說這是總統自己作出的來經計劃、興之所至的決定，總統一定要這麼做不可，我是無法阻止他的。但是她說，‘我不管那些。你應該阻止他的。你應該不這麼愚蠢。你根本不可能使整個體育場都受到安全監督。你根本不應該讓他離開白宮的。’然後她說了一句話，可真叫我的血液都變涼了。她說：‘今天要是我的丈夫出了什麼事，我這一輩子都會認為應該由你負責。你聽見了嗎？我要你承擔責任。’
“你本來不知道什麼叫壓力，可是當第一夫人親口告訴你總統的命在你手裏攥著，如果他出了什麼事死了，你就是殺他的凶手，到這時候你才知道壓力是什麼滋味。上帝啊，從放下電話，一直有兩個鍾頭我像個被勾走了魂的活死人，直到我們安全地把他弄回白宮去才算罷休。在那以後的幾天裏，我一直遠遠地躲著她。”
就像家裏養的狗在雷雨到來時都溜到床下去躲著一樣，總統的助手們一遇到“南希風暴”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跡象，也都紛紛四散，謀求藏身之處。
亨克爾說：“迪弗曾經向我交代，警告我回答她的問題時不要太快。她連珠炮似地提問起來就像是檢查官一樣，你如果回答得太倉促，以後可能反過來致你於死命。因此最好的回答是，‘我去查一查再告訴你。’”
有一次“南希風暴”發展成為咆哮的颶風。那就是1985年發生的“墓地風波”。當時發布了新聞，說作為慶祝盟軍在歐洲戰勝40周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總統將在5月裏到西德的比特堡墓地去一趟。這次訪問本是在波恩舉行經濟首腦會議時決定的。
當時曾初步安排去一座德國集中營遺址參觀的節目，但因為第一夫人否決了，認為“消極麵色彩過濃，令人壓抑”。因而總統就拒絕了這一安排。他答應以參謁亨克爾和迪弗審查過的墓地來代替參觀集中營一事。這兩人當時並不知道（當然總統也不知道），這墳地裏還葬著49名納粹衝鋒隊員。但是甚至在人們告訴他以後，他仍堅持要去墓地拜謁。人們普遍譴責他對於猶太人所遇的浩劫太不敏感，美國、歐洲及蘇聯的猶太人團體紛紛舉行抗議示威。有許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老兵把所獲得的勳章退回，還有一家法國報紙說裏根的曆史課評分隻能打個“不及格”。
裏根對此，是以錯上加錯作為回答。他說：“我們應該讓過去的事成為過去，不要糾纏不清。（埋葬在比特堡的）那些士兵們也是受害者，正如集中營裏的死者是受害者一樣。”
聽見美國總統在納粹歹徒同他們的受害者之間劃上等號，某些猶太人認為他看不到戰爭同種族滅絕罪行之間有什麼區別。這激起人們更大的義憤，表現方式中包括在美國眾議院提出兩個決議案，要求總統不去拜謁比特堡墓地，在參議院也提出了同樣的決議案，有53位參議員簽名。
總統手下的人竭力為此尋找合理的說詞，說參觀比特堡墓地是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建議的，他為了贏得再次當選需要這一次拜謁作為美國捐棄前嫌的姿態。他們極力說，如果沒有科爾的基督教民主黨在位掌權，美國將不能獲準在德國安置導彈，而這樣一來就會使總統在戰略上陷於被縛住手腳的地位，因為他認為他如不能取得有力的地位，就無法同俄國人商談。
盡管作出了這種政治性的說明，大多數人仍感到極為驚詫，認為美國總統竟然讓人借用自己的威望去施榮耀於這樣一個墓地，真是麻木不仁。而盡管裏根以自己是猶太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自詡，卻完全無法理解他們的義憤。
在1983年，他曾對以色列總理伊紮克·沙米爾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個陸軍攝影師，曾被派去拍攝納粹死亡營地罪行的照片。兩個月以後，他對西蒙·維森塔爾又重複講述了這一幻想中的光榮業績。西蒙·維森塔爾是一個著名的追捕納粹戰犯的獵手，洛杉磯的浩劫研究中心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1985年他上比特堡去的前6天，總統又對一批外國記看說，他對於納粹的黨衛隊很熟悉，因為他自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服役。“對的，我明白在那次戰爭中發生的一切壞事，”總統說。“我自己也曾穿了4年軍裝。”
曆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暗示裏根穿的不是軍裝，而僅僅是戲裝。他在《華爾街日報》中撰文說：“事實上，裏根先生是美國總統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處於從軍年齡而又未曾到海外服役的僅有的一個人。他是在好萊塢的攝影棚裏打的仗。他每天晚上睡在自己的床上。顯然他對於戰爭時期所發生事情的想法，有許多是事後從《讀者文摘》裏看來的。”
伊利·維塞爾是在納粹死亡營中長大的。他的父母親都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他在4月份從裏根手中接受了國會突出成就金獎；後來他在全國電視節目上懇求總統不要去參謁一個德國軍事墓地。
他說：“總統先生，請允許我懇求你做一些別的什麼事，假如還有任何可能的話，請設法找到別的方法，別的途徑，別的遺址。那個地方，總統先生，不是你應當去的地方。你應當是同黨衛軍的受害者在一起的。”
南希對於這位頗有口才的人所引起的反響很害怕（這個人後來由於他為“浩劫”的受害者所進行的工作，獲得了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金），並且因為他羞辱了她的丈夫而非常惱恨他。
她告訴她的占星術上說：“就是那個人（維塞爾）。他的樣子好像瘋了。一切都怪他。他是個狂熱者。”
然而她自己也極力懇求丈夫取消去墓地的前約，因為民意測驗表明，美國人民大多數不讚成總統到比特堡墓地敬獻花圈的決定。這個問題成為裏根政府的第一個重大危機，在1985年春季使白宮陷於幾乎不能運轉的境地。
第一夫人乞求她丈夫改變主意，但是他拒絕這樣做：他說如果他一動搖，就會讓人看成像吉米·卡特一樣軟弱不定。前總統尼克鬆和前國務卿基辛格都支持他的堅決態度。新任白宮通訊辦公室主任帕特裏克·布坎南也支持他，從而引起了第一夫人長期對他的敵意。
輿論界對比特堡事件的反對是壓倒一切的。《得梅因紀事報》寫道：“裏根總統拿悲劇當兒戲。”《洛杉磯時報》對此表示同意，寫道：“抗議總統進行比特堡之行的人的目的並非蓄意冒犯總統。他們的意願隻是要求美國總統不要做任何能被曲解為紀念或尊敬那些執行納粹罪行的人的事。”
在民意測驗中讚同總統的比率直線下跌，第一夫人看著它怒氣日增，因為她是按民意測驗的晴雨表而揚帆航行的。她現在把一切都怪到迪弗頭上。她指示迪弗說：“你必須對他說他不能上比特堡去。這樣做會搞垮這一屆總統公職，使他無法收場，再也不能恢複元氣。”後來，當她從報紙上得知，在德國為比特堡之行打前站的迪弗曾以特惠價格買了一輛BMW名牌汽車時，更加憤怒。
總統一定要進行比特堡之行，迪弗隻好八方奔波，對旅程表進行添加項目的工作，以使批評者能心氣平順，也使損害得以控製在最小程度。但第一夫人一點也不受安撫。她認為這次風波使她丈夫的總統公職完全陷於失敗，無可收拾。她衝進迪弗的辦公室，又一次要求取消此行。迪弗早已向總統無數次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向他無數次地道歉，現在他平生第一次卷入了同南希·裏根的醜惡衝突之中。他後來承認，這次衝突對於兩個人來說都是“非常痛苦，非常感情用事的”。
她衝著他尖聲喊叫：“你怎麼能對羅尼幹出這種事來？這將永遠成為人家說他的把柄。”
“南希，事情已經幹出來了，”迪弗說。“如果驚慌失措有什麼用的話，那讓我也來驚慌失措吧。可是我現在正在盡他媽的最大的努力想在壞中求好。求求你，讓我先把事兒辦好吧。”
第一夫人點了點頭，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迪弗著手收拾殘局，想從爛攤子裏挽救點什麼出來。但是南希一宜也沒有饒恕邁克·迪弗。三個月以後當他告別白宮時，曾想把盛大的送別宴會放在總統居室部分開，而不是放在通常使用的羅斯福廳裏開。人家把他的要求轉到第一夫人那裏，由她決定。她拒絕在總統的私人住所給他以這一榮耀，說，“羅斯福廳就足夠了。”
為了修補比特堡事件所造成的損害，迪弗把敬獻花圈的儀式縮短到8分鍾，並且插進去一個小節目——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去參觀。猶太姑娘安妮·弗朗克就是死在這裏的。他還取消了原定的裏根夫婦同比特堡村民共進一小時野餐的安排，改由第一夫人在西德的受人崇敬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墓前獻花。
再有一個障眼法，就是安排第一夫人到波恩的濫用毒品者康複中心去訪問；她將在那裏向西德方麵捐贈一紙5000美元的支票。這個康複中心是同美國的馬裏蘭州銀泉全國家長爭取青年不吸毒聯盟相對等的。
迪弗心裏忖度，如能將第一夫人的形象加以修整見新，或可將比特堡事件所造成的損害減輕一二。最近有一期《時代》周刊的封麵文章曾揄揚她是她丈夫政治上的一大財富。全國廣播公司的一次電視文獻片也同樣對她備為阿諛，把她捧上了天。於是他安排她在羅馬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討論她的反對濫用毒品運動。迪弗還為她安排第二天到馬德裏觀看弗拉明科吉卜賽舞蹈表演，當場她毫不示弱地打著響板努力學了一些舞步。這兩次節目安排都使記者們有鏡頭可槍，可以衝淡比特堡報道的不利陰影。行程的最後一站是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南希將在那裏參觀羅昂家族古堡博物館並被攝影。
第一夫人堅決要求他們去集中營和墓地的時間必須同星相圖核對，以免有所衝克，因此迪弗就把經過修訂的時間表送交瓊·奎格利過目。她堅決要求把訪問貝爾根一貝爾森集中營的時間放在1985年5月5日上午11時45分，因為那時“行星的位置均呈有利狀態”。她挑選下午2時45分作為在比特堡墓地舉行8分鍾儀式的時間，說是因為她的十二宮圖指明“月亮與土星位於第三房”是吉利的，而“圖上海王裏的角度使這一儀式受到籠罩而不致太引人注目”。
各新聞周刊都以突出地位刊載裏根總統在貝爾根一貝爾森集中營獻花圈的照片，而不是在比特堡的照片。這更加強了第一夫人對她占星術土的信仰，因為後者曾聲稱她要把“比特堡那件冤孽事化解掉”。
“在那次行程中，我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對付南希的那個該死的發型師，”白宮攝影師特裏·阿瑟這樣說。“我們派了一名攝影師跟隨總統乘‘空軍一號’座機去比特堡。我則乘送新聞人員的直升機隨後趕去，但是到了最後一分鍾卻把我給頂下來了，因為朱利葉斯想跟去，好自己照幾張相。我說，‘白宮攝影師的職責是記錄曆史，僅僅為了讓第一夫人的發型師能帶著他的小勃朗字照相機去遊逛一下，就把白宮攝影師給排除在外，你不認為這有點發瘋嗎？’我最後還是硬擠上了直升機，同朱利葉斯合坐在同一張座椅上。就是在那一次我才明白，在隨同總統出行時，除了總統夫人的個人侍女安尼塔·科斯特洛以外，就數這位發型師最重要了。
“在威尼斯中途休息時，白宮想要發表一張總統在旅途中閱讀材料進行準備工作的照片。幹是我被派到裏根夫婦居住的寬大的貴族府邵去。我走進那所像山洞一般的房子，裏麵足有幾百個房間，進門後隻聽見從門廳裏傳來電視機的巨大吵聲。我探頭一看，隻見朱利葉斯和安尼塔·科斯特洛兩人坐在那裏，把電視機的音量開得足足的，在看意大利動畫片。這情景真怪誕。我覺得我好像是在鬼魂出沒的神秘古堡中探索行進，像在《去年在瑪麗安巴德。那部影片裏一樣。
“最後我見到了總統的私人侍從吉姆·庫恩。他說裏根夫婦在樓上，因此我就一直奔那個房間去了。這房間碩大無朋，屋頂極高，圓柱裝飾得很纖巧，牆上掛著圖案精細的絲織壁毯。總統和第一夫人坐在黑暗中，看著一台巨大的電視機，屏幕上映出的是一部老牛仔片的錄像。夫人穿著浴袍，總統也是著便裝。
“吉姆說，‘總統先生，特裏來給你拍你閱讀文件的照片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