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潘教授的回音姍姍來遲，而且嚴格地說，不是回應，而是報喪：潘老壽終，希望我去參加追悼會。我突然有點害怕，擔心是我的稿子——顧老講的故事——把他氣死的。話說回來，如果確鑿如此，我更應該去追悼。
我沒有選擇，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訴我，他父親正是在看我稿子的過程中突發心髒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貫的口吻，文質彬彬又帶著思辨的色彩，這樣對我說：
“毋庸置疑，你的書稿是直接導致我父親去世的誘因，但不見得一定是被氣死的，從理論上說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覺得，如果你寫的那些是真的，我父親在如此高齡的情況下依然謊話連篇，真是……怎麼說呢？令人羞愧啊。我父親在醫院裏躺了七天，其間多次想開口說話，終是一語未破，所以我們難以確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這也符合他的身份，帶著秘密離開我們。”
我感到無地自容，像害死了一個嬰兒，不知該如何謝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責怪我，反而主動寬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書麵語言：“對一個已經九十幾歲高齡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麵臨的課題，甚至一個突發的噴嚏都可能讓他走。你起的作用無非就是一個噴嚏罷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麼心理負擔。我是父親唯一的子女，父親走了，我可以代表父親向你承諾，我們潘家人決不會追究你什麼。如果需要，我可以為你立下字據。”
之豁達，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為他對我的寬容和厚愛，一定將成為他要求我打壓顧老、捧舉潘老的砝碼。就是說，他對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裏有個小算盤，付出一點，索取更多。與其讓他來索取，不如主動奉上。這樣想著，我便討好地向他表示：顧老說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可以盡管指出來，我會充分尊重他的意見，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毀掉稿子。
錯！沒這回事。根本沒有。潘教授明確告訴我，父親走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不說不是無話可說，而是無需說。”潘教授從容不迫地對我說，“我相信父親的功過組織上自有定論，個人說什麼都是白說，沒意義的。”
正因此，潘教授對組織上替其父親擬訂的悼詞尤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見，認真到了咬文嚼字、錙銖必較的地步。認真不等於如願，從他不同意我對外公開悼詞這一點看，我有理由懷疑他對組織上最後定奪的悼詞是不滿意的。
四
作為那代人的最後一個逝者，追悼會開得是足夠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職的特別單位701專門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報紙上刊登了訃告，來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高級領導，把規模和規格一下子擴大了，拔高了。
追悼會持續三天。第一天來參加吊唁的全是死者親人、鄉親，會上哭聲一片；第二天來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戰友、同事和701現任領導及各部門代表，他們人人莊重肅穆，會上幾近鴉雀無聲；第三天主要是當地政府部門的領導，加上部分前兩天該來而沒來的，還有個別未經邀請自己闖來的。當然，靳老本人、老K的長子陳金明、王田香女兒王敏和哨兵甲等，及家人都來了。來人都贈送了花圈，最後花圈多得連四輛卡車都拉不完。
整個吊唁活動結束後的當晚，潘教授到賓館來見我，給我帶來了兩樣東西：一個是我的稿子，一個是一盤光碟。稿子是我從網上發給他的，其實沒必要還我，他特意還我，我理解這是帶著一種情緒的，也許有點眼不見為淨的意味吧。
我收下稿子，問他：“難道你真的不想對它發表意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