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和權力的概念，就是從“國家”那個概念而來的。流行學派從來就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因為作為它的研究對象的並不是各個國家的經濟，而是一般社會或全人類的經濟。例如，假使我們設想，一切國家已經在世界聯盟的方式下統一起來，那麼關於各個國家獨立和權力的問題就不再成為研究對象。在這樣情況下，各國獨立地位的保證，所依據的將隻是世界團體的法律條文，就象羅得島和德拉韋兩州在北美合眾國中的地位一樣。自從這個合眾國建立以來，說是其中較小的州想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或認為自己的獨立地位沒有比它大的那些州安全，象這樣的事還沒聽到過。
世界聯盟這一原則是合理的，然而它不過是一個原則而已，並不是一個既成事實；如果某一國家，預料從這樣一個聯盟、從普遍持久和平能夠獲得莫大利益，因此就假定這樣一個聯盟已經實際存在，即以此為依據來規定國家的政策方針，這就與理性相反，成為不合理的行動了。我們要問，假使有一個國家，由於看到了普遍與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與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張解散軍隊，銷毀兵艦，撤除要塞，任何頭腦清醒的人是否要認為這個政府精神失常？但是流行學派竭力鼓吹普通自由貿易的好處，勸告一些國家放棄保護製度的利益；如果有這樣一個國家，依照它的主張辦事時，這個國家所做的，原則上同上述的不合理行動也並沒有什麼兩樣；
戰爭對於國與國之間的商業關係是要起破壞作用的。這一國的農業家因此不得不與別一國的工業家分手。這時工業家——尤其是屬於有著廣泛商業關係的海軍強國的工業家——可以從容地向他本國農業那裏獲得補償，或者與別的可以接觸到的農業國家發生關係，而那個純農業國家的居民，在這樣關係中斷的情況下，卻要受到雙重打擊。
純農業國居民的剩餘農產品將完全找不到出路，他在原來存在的貿易關係中已經習於使用、對他已組成為必需的那些工業品。現在已經無法獲致，於是在生產和消費兩方麵，他的力量都將趨於萎縮。
但是處於這樣情況下的農業國，由於戰爭的影響，在生產和消費兩方麵都有所減退時，如果在人口、文化和農業方麵都已有了很大進展，則國際貿易停頓以後，它的工業將勃然興起。這時戰爭對它所起的作用，就象禁止性的關稅製度一樣。由戰爭所造成的形勢，使它知道了自己建立工業的巨大利益，使它從實際經驗中體會到了戰時對外貿易關係的中斷，對它實在是利多於弊的。國內會普通相信，它得從農業國地位轉變到一個工農業國家的地位，從而在富強和文化這些方麵達到最高發展程度。但是象這樣一個國家，由戰爭時期開始，在工業上已經有了巨大進展以後，如果和平再度確立，而原來有貿易關係的國家想重新建立這種關係時，雙方就都會發現，在戰時新的事業已經構成，再恢複以前的關係，就會使這種事業受到破壞。已往的那個農業國家這時就會感到，如果恢複向國外銷售農產品的辦法，勢必犧牲自己成立未久的工業；而那個工業國家所感到的卻是，一旦恢複自由輸入，它在戰時構成的一部分國內農業生產將受到破壞。因此雙方都想用征收進口稅辦法來保護這些事業。這就是近五十年來商業政策的曆史。
晚近的保護製度是戰爭所促成的。我們堅決認為，即使英國在和約告成以後並沒有犯那個絕大錯誤，並沒有限製生活必需品與原料輸入，從而使戰時實行保護製度的動機在和平時期繼續保持下去——即使處於這樣的情況，那些列入二三等的工業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應當繼續施行保護政策，並使它進一步發展。對未開化國家來說，農業還處於原始落後狀態，隻有與文明的工業國家進行貿易，才能獲得進步；但是當它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後，除了自辦工業，就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它在富強上、文化上達到最高度。因此當戰爭使一個純農業國改變了局勢，使它得以轉變為工農業國家時，對它來說，戰爭實在是一個福星，美國的獨立戰爭就正是這樣，它盡管犧牲很大，但對後代說來，卻由此獲得了無窮幸福。但是一個有條件可以發展自己工業的國家，如果在和平恢複以後，依然走向純農業的老路多那就要形成一個禍胎，這種情況的危險性，比戰爭本身還不知要大多少倍。
英國在普通和平恢複以後，對於國外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進口規定了限製，從而對它的主要活動傾向一壟斷全世界的工業市場——自己加上了一個限度，這對處於二三等地位的工業國家來說是一件幸事。英國的農業家在戰爭時期對本國市場供應農產品時，曾居於專利地位，戰後如果允許外國自由競爭，當然將感到痛苦，但這種情況隻是暫時的，在後一時期，英國工業將由此在全世界居於壟斷地位（在另一場合，當詳細說明這一點），他們在這方麵的損失將獲得十倍的補償。至於處於二三等地位的工業國家，經過了二十五年的長期戰爭，在這個期間，它們的農產品一直與英國市場處於隔離狀態，因此使它們自己的工業有了相當發展；根據這個情況，也許隻須再經過十年到十五年的嚴格保護，它們的工業就線以獲得進一步鞏固，就可以有力量與英國工業的自由競爭勢力相抗衡。我們說，處於這樣地位的國家，假使在受了將近半世紀的犧牲以後，放棄了自辦工業的巨大利益，仍然要從隻有工農業都發達的國家才能達到的那種高度文化繁榮和獨立地位降落到純農業國俯仰由人的劣勢地位，那就比英國人限製農產品進口的舉動更加愚昧。我們眼看到歐洲大陸國家的工業蒸蒸日上，將與英國展開有力競爭，而它們自己卻又綜回到單搞農業的老路，這隻會使英國看到這種乖謬的舉動而快意。
再假定英國的工業界果有充分勢力，足以迫使以大地主為主要組成分子的上院和以鄉村地主為主要組成分子的下院在限製輸入農產品這一問題上讓步，誰又能保證若幹年以後又一個保守黨內閣在新環境下不會改弦易轍，再來一個新的穀物法呢？也許由於又一次海戰或由於大陸製度的變化，再度使歐洲大陸的農業家同島國的工業家分了開來，這時大陸各國在工業上將不得不重起爐灶，傾其全力於克服在開始辦工業時勢必發生的困難，然後在恢複和平時再將過去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誰又能保證在將來不會有這樣的演變呢？
在這樣情況下流行學派將振振有詞，它會埋怨大陸國家，隻懂得在戰時建立工業，在和平時期又把它毀掉，這樣轉來轉去，就象西賽法斯的搬運石頭一樣。然而這樣的演變，實際上就是流行學派自己所主張的。
流行學派如果沒有從這門科學中（這個學派所研究的盡管自命是科學）把政治因素完全排除，如果對國家的存在這一事實沒有完全置之不顧，以致關於戰爭對各個國家之間的商業關係所發生的影響完全不加考慮，那就決不會產生這樣荒謬的結論。
農業家與工業家如果同屬於一個國家，因此真正在持久和平下結合在一起，則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完全不同了。在這樣情況下，已有工業的擴充和改進，每一步驟都足以擴大對農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並不是捉摸不定的，並不是取決於國外的商業限製、國外的商業盛衰、國外的政治變動和戰爭、國外的種種發明和革新、或國外農產的豐歉的；本國農業家不必看外國的眼色行事，不必與它們同甘共苦，他的利益是年年有把握的。不管國外的農產收獲如何，也不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生了什麼爭執，他總可以安然脫售他的產品，按適宜的、正常的價格，換回他所需要的工業品。另一方麵，本國農業上的每一個進展，在種植技術上的每一種革新，對本國工業都會引起鼓勵作用，因為本國農業生產的每一次增長，對本國工業生產必然會引起相應的擴張。於是通過這種互為影響的作用，就使作為國家力量與支柱的這兩大源泉有了不斷進步的保證。
政治力量不但使國家通過國外貿易和國外殖民地在發展上獲得保證，而且使國內的發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證，這是比單純物質財富要重要得多的。英國借助於航海條例獲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於政治力量，使它的工業勢力能夠擴展到其他國家。波蘭在國際地位中已被除名，主要是由於它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而這個階級是隻有在國內工業確切樹立以後才能成立的。
流行學派並不能否認，一國的國外市場盡管極為繁榮，但是它的國內市場對它的重要性卻十倍於國外市場；但是它沒有能夠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那是極明顯的，即向海外追求財富雖然重要，還有比這個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對國內市場的培養與保衛，隻有在國內工業上有了高度發展的國家，才能在國外貿易上有重大發展。
這個學派對於市場的本質和特征，隻是從世界主義觀點而不是從政治觀點來衡量的。歐洲大陸沿海國家，大多數處於倫敦、利物浦或曼徹斯特工業天然的市場範圍之內；在自由貿易下，就大陸各國內地來說，隻有極少數地方的工業產品能夠在它們自己的口岸與英國工業品維持相等的價格。英國的工業資本比較雄厚，技術比較先進，有著較大的國內市場，可以在較大規模下、因此也就是較低成本下從事生產，海上運輸費用也比較低廉，這就使英國工業居於比別的國家更有利的地位；後者要占有這種有利地位，隻有對本國市場作長期不斷的保護，積極改進內地交通設備，才能逐漸實現。但是沿海一帶居民的市場，不論就國內或國外貿易來說，對於每一個國家都是極關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帶市場占上風的是外國而不是本國工業，這個國家就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的確的，如果一個國家其沿海一帶的城市，風氣所趨，同情於外國人勝過本國人時，不論從經濟或政治方麵來說，國家所處地位再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了。
科學決不可為了世界主義的目標而否認各國特有情況的本質，也不可把這一點置之不顧或加以曲解。隻有注意到各國的自然環境，引導各個國家分別按照它各自的特有環境向更高目的努力，這類目的才能達到。我們可以看一看，流行學派學說迄今為止在實踐中的成就是如何的渺小。這並不是實踐政治家的失職，他們對於國家環境的特征是有相當正確了解的，錯誤是在於理論本身，由於這種理論與一切經驗事實背道而馳，在實踐中就必然要格格不入。有些國家，例如南美洲各國，是不宜於采用保護製度的，因為這個製度是同它們國家環境的要求相違反的；可是這個理論果曾阻止它們采用保護製度嗎？有的國家對糧食和原料的生產無需實行保護政策，在商業往來上作了這樣的限製以後，在任何情況下，施行限製政策和受到限製影響的國家雙方都必然會遭受不利；這個理論也曾阻止這些國家采用保護政策嗎？那些精製品，主要也就是奢侈品，是不需要在貿易上加以保護的，這類物品盡可以讓它遭受競爭，對國家的經濟發展顯然不會引起絲毫危險；這個理論曾阻止對這些物品實行保護措施嗎？沒有。迄今為止，這個理論並沒有引起過任何徹底的改革，它既與事物的本質相違反，此後也決不會引起任何改革的。如果它願意以事物的本質為依據，它就能夠而且必然會引起重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