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血性潰瘍？別人才得出血性潰瘍呢。是他們神經有毛病，而不是我。
克雷恩博士很快就讓我拋棄了這種成見。“喬治，你得了典型的潰瘍病，”他說。“你這個年輕商人，隻顧一個勁兒地拚命往前闖，你想做的事太多，擔心的事也太多了。”
我告訴他這是我的一貫作風。時至今日我已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變。
“還是改變一下好些，否則10年內你就不能到處跑了，也可能是五年。”他一邊給我開短期處方一邊說。
當時他完全吸引住我了。“我暫時給你吃一些藥，另外要嚴格限製你的飲食，”他繼續說道。“但是，這隻能控製住你已經給自己造成的損害。如果你想避免再發生這樣的事，那就要看你了。”
他開的長期處方不是吃藥，也不是限製飲食，而是從我的病源下手。我一輩子都得在控製自己的情緒下工作，設法不讓憤怒或失敗影響我的思緒。而我從來沒有多考慮如何控製自己的精神。然而，由於我領悟了克雷恩博士講的那番話，情況起了變化。我的潰瘍終於完全治好，以後再也沒有犯過。。
雖然醫生講的都是些通常對工作的做法，但是通過這次患出血性潰瘍才使我信服。“你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你不能什麼事都做，”他說。“要學會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你能改變的事情上，不要為那些你不能改變的事情擔憂。”
如果說什麼時候的情況屬於後一種，我覺得在底特律的那天晚上就是這樣。我的幾個孩子因副總統提名沒有我而感到不安。我則記住克雷恩博士的忠告收看電視新聞。然而，當孩子們聽到他們的父親被聯播節目的分析家們勾銷時，他們有點沉不住氣了。他們把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我告訴他們要安靜下來。對這樣的事情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聯播節目的權威評論家們說，船隻已經啟航，留下來的問題就是裏根和福特的代表們需就幾步較小的細節進行磋商，然後“理想名單”就將成為事實。
“理想名單”：從理論上，我能看到它的好處，這就是可以使傑裏·福特在政府中的工作經驗以及他個人的聲望重新為國家和共和黨服務。盡管1976年福特敗在吉米·卡特手下，但他是帶著公眾對他的極端尊重和愛戴離職的。可是羅納德·裏根能夠找來使局勢對吉米·卡特政府不利的最合適人選竟然是四年前被卡特擊敗的人，這個主意難免
引起非議。
但實事求是地說，那個在自己政治生涯中登峰造極的人能適應第二號人物這個角色嗎？傑裏·福特畢竟親身參加過總統競選，當時他作出決定後就把消息傳給他的副總統候選人鮑勃·多爾。假如他對競選戰略的想法和裏根的不同呢？
更重要的是，選舉以後裏根一福特班子將如何工作呢？一個負責內務——經濟政策，另一個處理外交——國防政策的總統共同執政製能真正發揮作用嗎？像迪安一樣，我非常懷疑。橢圓形辦公室內隻有一張辦公桌。
旅館房間的電話鈴響了，吉姆·貝克和一個剛從裏根一福特談判會上來的人通了電話。吉姆用手捂著話筒朝房間另一邊喊著。“安靜，”他說。“這件事即將見分曉了。有人在作進一步考慮。”
房間裏有些活躍，但在我思想裏這個問題早已解決。時間已晚，經過一天的緊張以及為準備發言稿和在大會上發言，我已精疲力竭。即使裏根一福特作為候選人的名單不能產生，也可能提出其他名單，而不一定就是裏根一布什。無法預料的因素會起作用，它對出其不意提出的副總統候選人有利——1964年的比爾·米勒和1968年的阿格紐都是
這樣提出來的。如果裏根一福特不在候選人名單之列，那麼，就可能是裏根一拉克薩特，甚至是位從未提到過的人。
我確切知道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對這種局勢沒有多少辦法。雖然沃思林的民意測驗和裏根圈內的人，如埃德·米斯和比爾·凱西，可能造成名單上有我的情況，但是，能否成為總統候選人，歸根到底，要由本人的才能而定。
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情報部門打來的，電話中說：“如果你們需要什麼的話”，他們就在下麵兩層的一個房間裏。
“需要什麼？”由於對這個電話感到奇怪，有人問道。“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過了一會兒，就得到了回答。電話鈴又響起來，這次是找我的。
盡管語調和我記得的那個我們在大會前進行預選辯論時的口氣不同，但是，這個聲音我絕不會弄錯。
“喂，喬治，我是羅納德·裏根。”停了一會兒，又說，“我要去大會宣布，我挑選您做副總統……如果這對您方便的話。”
無法預料的因素：政治對於不喜歡出其不意的人來說是搞不得的。當我盼望這個電話的時候，它不來；現在，我並不盼望它時，它卻來了。事實上，整個事態發展顛倒過來得那麼快，以致我還沒有完全領悟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我的神誌還足夠知道怎樣回答裏根的問題：
“那將很榮幸，州長。”
對方停頓了一會兒，然後說：“喬治，究竟有什麼問題呢……關於施政綱領或是什麼別的原因嗎……以後會有什麼事使你不安嗎？”
看來，這是總統候選人向未來的競選夥伴提出的一個不尋常的問題，這告訴我，羅納德·裏根與其他政治領袖有所不同。有什麼使我不安的嗎？這些天，人們就可能的副總統人選普遍提出的問題是：“你有什麼事情可能使我很不安嗎？”
我告訴他：無論是施政綱領，還是他對任何問題的立場，對我來說，都不會成為嚴重的問題；我相信我們能夠一起工作；最要緊的是，他在11月大選中獲勝。
“好的，”他說。“我將去參加大會，然後，我們明早聚一聚。”
我對他表示感謝，然後把聽筒慢慢地放回叉簧架上。巴巴拉和孩子們從房間那頭跑過來，我們互相緊緊擁抱。吉姆·貝克和迪安·伯奇和我握手。不知是誰打開了電視。“不是福特！”電視播音員從大會現場大聲喊道。“是布什！”
10分鍾前還在談論政治餘波的旅館房間，突然沸騰起來：朋友們、工作人員們、來訪者、情報局的人擠滿了房間，裏麵是一片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但是，我不在乎這些。像這樣的歡呼聲，比起另一隻鞋落地的聲響要悅耳得多。
第二天早晨，我和巴巴拉到裏根住宅的起居室會見了裏根夫婦。他家位於文藝複興中心廣場，離龐恰特雷恩旅館不遠。
後來，新聞界把我們的這次會見說成是一次戰略會議，是離開底特律之前協調我們的政治步調的機會。像這種政治會見通常是不會認真地去討論戰略或各種問題的，也不會去談導致挑選我當副總統候選人的那些令人興奮的事件。
一切已成為曆史。這是過去的種種造成的後果，而按政治禮儀，競選夥伴是不會去回顧過去分歧的。我用不著管我不是裏根的第一選擇。我知道，重要的是6個星期、6個月、4年以後，裏根將會知道。不管他是怎麼作出的抉擇，他的選擇是正確的。
總統候選人熱烈歡迎我和巴巴拉，絲毫沒有一點我們預選競爭中留下的緊張情緒。幾分鍾後，南希·裏根也來了。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談著家庭、朋友以及大會將如何進行。這是一次閑聊。然而，在當時，所談的每一點卻和關於大政治戰略的會談一樣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即使總統和副總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針鋒相對，他們長期的政治關係隻能像他們的私人關係一樣牢固。不管那天晚上千百萬美國人看到什麼——裏根夫婦和布什夫婦在大會閉幕式上微笑著和揮著手——我們彼此觀察對方仍然是通過小小的政治經驗鏡頭，而不是通過個人經驗鏡頭。
以後的幾天，當我們按照大會程序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和群眾大會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活動日程的安排，將在休斯頓開始競選，屆時裏根夫婦可能要到我家進午餐並會見我的家人。一個得克薩斯州規模的群眾大會將在加勒裏亞旅館舉行，這正是我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退出總統競選的那家旅館。
7月18日晨，我們乘坐裏根參加競選的波音727飛機飛往休斯頓。長長的要人車隊進人市區，無論走到哪裏，我們都受到群眾的歡迎……我對巴巴拉說，這比大約32年前我剛剛大學畢業第一次來到得克薩斯州接受艾迪柯培訓時排場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