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最早與中國的接觸是隨著歐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興趣而開始的。據研究者考證，葡萄牙人最初於15 世紀後期發現從非洲的好望角可以前往東方諸國，因而不少歐洲人（包括荷蘭人）便紛紛取道這裏來亞洲旅行探險，“荷蘭瀕臨北海，航海業發達，16 世紀下半葉擺脫西班牙統治後就積極加入了歐洲列強在亞洲的殖民地爭奪，許多荷蘭人通過各種途徑來華冒險。荷蘭知識界最初對中國社會、文化和漢語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荷蘭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海員、商人、探險家、傳教士、外交人員以及旅居海外的華人（特別是旅居東南亞和歐洲的華人）獲得的”①。一位來自荷蘭小鎮上的青年水手曾兩度乘船到澳門，回國後便在旅行觀感中描述了自己對中國的感受和印象，這篇觀感後來成書於1592 年，在萊頓出版，據說這可以算作荷蘭人直接了解中國社會的第一份有據可查的文獻資料。此外，一位新教徒赫爾聶斯也曾向一位中國天主教徒學過一些漢語，之後，在他的幫助下，赫爾聶斯還編過一本詞典，內有基督教教義的漢譯文，他以此來鼓勵荷蘭人學習漢語，以便更有效地和中國做生意。但遺憾的是，這本詞典後來竟不慎流失了。曾一度在萊頓大學任教的東方學研究者雅各布·戈利耶斯在一位中國學者的幫助下對中國的曆法作過較詳細的了解，他的這些工作實際上為後來在萊頓大學開始的漢學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應該承認，荷蘭的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也做過不少工作。一位名叫衛匡國的神甫曾出版過一部地圖冊，對同時代和後代的荷蘭人了解中國的社會曆史和地理情況均起到了較明顯的作用。生活在17 世紀的伊薩克·福修斯出於對中國的關注，也花過不少時間來研究中國的紀元係統，他也和相當一批歐洲知識分子一樣，試圖通過對一些東方國家的了解來證明，在歐洲以外的地區照樣存在著悠久的文明，這些處於鼎盛時期的文明甚至比歐洲文明還要先進。他在後來的著述中仍發展了這些思想。① 毫無疑問，這一具有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蒙 意識的思想預示了當代的後殖民批評家對歐洲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的解構和批判。就這樣，早期中荷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接觸通過四種途徑進行，即民間交流、政府接觸、宗教傳播以及商務貿易。這便為後來的中荷文化的全麵交流奠定了基礎。
此外，荷蘭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間接地通過文學作品和其他方式來實現。按照一些荷蘭漢學家的考察和追溯，中荷文化關係有著悠久的曆史。早在16 世紀末葉，荷蘭的海外遠征隊隊員就從東方帶回一些書籍，其中包括一本中國的文學作品，這就是施耐庵寫的長篇小說《水滸傳》。這本書中的一頁至今仍保存在牛津的波德萊恩圖書館裏。這本書的傳入荷蘭也說明了荷蘭商人在與中國人做生意之餘仍饒有興致地去了解反映當時的中國社會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書中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確實令荷蘭商人難以忘懷。可以說，在17 世紀的許多年月裏，阿姆斯特丹都一直是歐洲傳布中國貨物和這一中央帝國的文化知識的中心，這恐怕與荷蘭的漢學研究一直具有歐洲的中心之稱也不無關係。早在17 世紀60 年代，荷蘭人就開始關注中國發生的事，並試圖用自己的想象力去進行建構和描繪，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荷蘭文學中出現了對中國明王朝演義史的強烈興趣，作家們至少寫了兩部描寫明王朝衰亡以及最後一個皇帝悲哀地死去的悲劇。雖然這些作家未必到過中國，但他們發揮了神奇豐富的藝術想象力建構了一個遠離歐洲文明的大帝國，這至少也表明了他們從一開始就對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神奇的幻想。而在此之後荷蘭文學家對中國題材的興趣一直未消退。這無疑也對當代荷蘭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熱有著一定的影響。
2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