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轉譯現象就少多了，這主要是因為經過多年的培養，荷蘭逐步有了一批精通中文並有著豐厚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素養的漢學家和翻譯家，他們的努力工作為中國文學直接翻譯介紹到荷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一時期的轉譯本仍在繼續出版。J。薩默威爾於1960 年編輯出版了一部題為《中國小說大師》的現代短篇小說選集，該文集中除了魯迅有兩篇小說收入外，其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沈從文、老舍、巴金、丁玲、林語堂和端木蕻良則每人收入一篇。實際上，在此之前，賽恩·弗裏斯於1959 年出版了魯迅的《阿Q 正傳》荷蘭文譯本，茅盾的《子夜》則問世得更早些。1986年，由威廉·克魯恩和丁耐克·豪斯曼據法譯本譯出了巴金的《家》，從而開啟了巴金作品的翻譯工作。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代的主要作家都有作品被直接或轉譯成荷蘭文，包括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老舍的《駱駝祥子》等。還有些短篇小說的翻譯出自英文版《中國文學》，這些翻譯作品的問世無疑繁榮了荷蘭的文學市場，對當代荷蘭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啟迪作用，同時也為年輕的漢學家直接從中文翻譯介紹中國文學作品奠定了基礎。
在把中國文學直接翻譯介紹給荷蘭讀者方麵，鮑瑞爾、拉斯特和肖特曼最為多產，他們的工作可以說在當代荷蘭文學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亨利·鮑瑞爾早年師從薛力赫，在萊頓大學專修中文，後為翻譯中國古典哲學著作作出了很大貢獻，他的三卷本中國哲學名著譯本包括第一卷《孔子》，內收《中庸》《大學》以及《論語》節選，該卷問世於1896 年；第二卷《老子》問世於1897 年，包括《道德經》；第三卷《孟子》遲至1931 年才出版。葉夫·拉斯特師從戴文達，後在德國漢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是關於魯迅在西方的接受，他除了專攻魯迅外，還翻譯了大量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和哲學名著。喬·W。肖特曼的專業是醫學，他曾於1921~1927 年在中國從醫，開始對中國的詩歌和小說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最後導致他翻譯了《詩經》全本、《道德經》以及孔子的格言。此外，在東南亞一帶生活的中國華僑也為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荷蘭文作出了獨特的貢獻。1973 年，由著名漢學家佛克馬和許理和合編的《中國文庫》在阿姆斯特丹問世，這套大型叢書不僅包括翻譯作品，同時也包括研究著作，一直出至1984 年。自1985 年之後，佛克馬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西方文學理論和後現代主義研究，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從此曾一度淡化，但他本人憑著自己豐厚的中國語言文學知識和理論素養躋身國際比較文學界，擔任過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秘書長、副主席和主席十多年，退休後又被推舉為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名譽主席和國際文學理論學會顧問，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的不斷提升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1996 年從烏德勒支大學退休後仍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名譽主席，並在烏德勒支大學主持了一個國家級科研項目。近年來，佛克馬開始對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撰文分析了多位當代作家的作品，在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他們兩位大家的帶動下，從20 世紀60年代至80 年代的中國文學翻譯在荷蘭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也許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在於，20 世紀70 年代和80 年代是荷蘭漢學大發展的時期，學中文的學生數量猛增，許多人由於在中國學了一至兩年中文後，便為中國當代的具有先鋒實驗特色的新時期文學所傾倒，有些學生甚至還未大學畢業就投身於中國文學的翻譯工作。在這種形勢的鼓舞下，一些荷蘭的出版商也異常活躍地出版中國文學作品，並和一些基金會聯手操作，邀請了一些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訪問荷蘭，直接和荷蘭讀者見麵並與翻譯界建立了直接的聯係。據不完全統計，先後受到邀請訪問荷蘭的中國作家包括北島、古華、張潔、王蒙、王安憶、王家新、柏華、多多、芒克等，批評家則包括賀祥麟、劉再複、王寧、陳曉明、趙毅衡等。他們的訪問講學為荷蘭的讀書界和漢學界帶來了中國文壇的最新信息，促進了中荷的文學交流。
在20 世紀70 年代、80 年代的中國文學翻譯高漲時期，有幾位作出重要貢獻的翻譯家值得一提。在古典文學的翻譯和研究領域，伊維德的貢獻至今恐怕也無人可以比擬，他已出版的中國文學著作、譯著和論文多達五十餘種，幾乎涉及中國古典文學的各種文類。作為荷蘭當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伊維德的翻譯主要涉及中國古典詩詞和賦，除了在雜誌上發表譯作外，他於1977 年出版了一本選有200 首寒山詩作的研究文集；1984 年出版了盛唐詩選集，其中包括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作品；1985 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古代賦文選集；1986 年出版了收有100 首白居易詩的選集；1989 年推出了收有144 首杜甫詩的選集；1991 年又推出了長達700 頁的《中國古典詩詞選：從〈詩經〉到清代》，從而達到了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在荷蘭的巔峰。同年，他翻譯的《西廂記》也問世，這也是他早年致力於小說翻譯的一個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