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北歐國家裏，瑞典的漢學研究曆史被公認最為悠久，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和學術研究成果也最多，並且在整個歐洲都具有很大的影響。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曾兩度出任歐洲漢學協會主席，這就足以說明瑞典漢學在歐洲的地位和影響。另一方麵，這種影響大概與瑞典文學院擔負著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也不無關係。當年身為皇家學院院士和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的馬悅然教授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曾斷言，中國作家之所以至今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沒有好的西文譯本。他的這一斷言曾激起不少中國作家的憤怒，甚至質問，諾貝爾文學獎究竟是在評價原作還是評價譯作？但平心而論，翻譯質量的高低確實對文學作品的流傳和批評的標準有著重要的作用，好的譯作甚至對文學經典的形成和重構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當看到，馬悅然在批評別人譯作的同時，自己也花了畢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翻譯和研究中國文化和文學，為把中國古典文學介紹給瑞典人民，為使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世人矚目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當代瑞典漢學的新發展以及中國文學在瑞典的翻譯介紹和傳播，馬悅然的功績是最大的。①
如同在歐洲其他國家一樣，瑞典與中國在曆史上的偶然接觸雖然可以追溯至15 世紀或者更早些，而且民間的交流和接觸一直未中斷過，但中國文化在瑞典的傳播則是在瑞典的漢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後才有著長足發展的。按照現有的研究成果所示，“瑞典的漢學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曆史，也可以說，從17 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傳統就已經形成。雖然早期有關中國研究的資料並不十分豐富，但卻可以在許多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收藏中發現端倪。瑞典人對中國文化的嚴肅的興趣，從現在可以找到的史料看，當發端於1655 年前後”。② 在此之後，不斷有瑞典商人、船員、外交官員和傳教士來中國旅行或工作，他們把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成書出版，從而為早期瑞典人了解中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在漢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在烏普薩拉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創立之前，一批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並對之有所研究的漢學家就發表了著述，向瑞典乃至北歐諸國人民介紹中國的情況，因為在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使用任何一種語言寫作的書都能為另外兩國的讀者所讀懂，而且這三國的人在一起交談時甚至可以各說各的語言，而沒有太大的困難。
瑞典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和曆史的研究也早於其他北歐國家。這方麵最早的專著於1694 年問世，出自一位名叫尤納斯·洛克納斯的烏普薩拉大學博士生之手，他以《中國的長城》為其博士論文的題目，順利地通過了答辯；三年之後，艾略克·羅蘭也在該校完成了題為《大中華帝國》的博士學位論文。在此之前或之後，實際上已經有翻譯家從法文、英文或拉丁文轉譯出了中國的古典著述，並撰寫了學術研究性的論著。這一切均為漢學在瑞典的正式成形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時期，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對瑞典的影響表現在多方麵，“不僅表現在如何治理國家的政治理想上，更普遍地涉及到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麵……這種文化上潛移默化的陶冶，使瑞典知識分子的視野更加開闊，對東方的研究興趣越來越濃”。① 甚至連被稱為“現代瑞典戲劇之父”的象征主義劇作家斯特林堡也曾對中國文學產生過強烈的興趣，並將其創造性地運用於自己的戲劇創作中。無疑，瑞典知識分子和文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以及漢學家們對中國的介紹也影響到瑞典王公貴族們對中國文化和工藝美術的興趣，這也許是為什麼瑞典的漢學家同時也在中國工藝美術和美術等領域的研究中成績斐然的原因之一。1926 年，當時的瑞典王子和公主雙雙來到中國旅行，從而實現了他們多年來希望訪問東方諸國的理想。後來，這位古斯塔夫王子成為國王後，仍保持著對中國的興趣，大力支持並促成中國文物和其他工藝品在瑞典的展出，從而由上而下地促進了瑞典與中國的交流和接觸。隨著民間交流的不斷拓展和進一步深入，科學界人士也對中國的地理環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從而導致了科學家斯文赫定來到中國新疆和西藏地區的考察研究。應該說，他的研究成果至今對歐洲人了解中國進而揭開中國邊疆地區之謎仍有著一定的影響。考古學家安特生在中國華北地區的科學考察活動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1943 年出版了重要論著《中國史前文化研究》，奠定了他在考古學史上的地位。
這些民間的研究成果反過來也促進了高等學校的漢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瑞典漢學的最早基地無疑是烏普薩拉大學，這裏不僅培養出了瑞典乃至歐洲最重要的漢學家高本漢，而且出自這裏的漢學研究成果也最多。之後，1945 年，斯德哥爾摩大學也設立了漢學係，高本漢作為第一任係主任和教授一直工作到1965 年退休為止。高本漢基於自己的多種語言和多種學科的廣博知識，對古代漢語尤其有著精深的造詣，他的專長主要體現在漢語語音學的研究，他通過以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詩經》等為個案分析，撰寫出了《古漢語語法》一書，這部專著被認為是他對國際漢學界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他的貢獻當然還體現在對中國青銅器的考察研究等諸多領域裏。他在係主任和教授這一崗位上培養了許多卓有成就的新一代漢學家，當代瑞典乃至歐洲最有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馬悅然就曾經是他的高足。他退休之後，這一職位便由當時正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書的馬悅然教授接替。馬悅然是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一位瑞典漢學家和文學翻譯家，他學識淵博，對中國各個時代的語言文學均相當熟悉。此外，他還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把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和現當代文學作品在內的中國文學精華介紹給了北歐文學界和讀書界。尤其值得提及的事，馬悅然還和包括老舍在內的相當一批中國現當代作家、批評家和學者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和聯係，從而通過大量閱讀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及時地向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作出報告，為委員們的最後決定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馬悅然上任後，不滿於當時的漢學界課程設置之老化和風氣之沉悶，便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並吸收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新理論和新成果，使得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漢學係成為北歐的漢學中心，在整個歐洲的漢學界也獨樹一幟。可以說，高本漢和馬悅然代表了現代瑞典漢學的兩座豐碑或兩個時代，若將高本漢和馬悅然進行比較，我們大概可以從羅德弼的評價中見出這二者各自的特色：“如果我們將瑞典的中國研究領域內的兩位巨人———高本漢和馬悅然作一比較的話，我們便可見出從一門專注於解決知識之謎的漢學向一門致力於‘文化闡釋’之中介的漢學的轉型。事實上，我們也可在馬悅然自己的學術生涯中見出這種轉型之跡象：1970 年以前，馬悅然主要堅持高本漢的古典漢學傳統；而在1970 年之後，他便開始探索出一個新的漢學研究方向，我們可稱之為具有文化闡釋之特征的學問。”① 這無疑是符合當代學術發展大潮的。馬悅然在這個崗位上工作至1990 年退休，但他目前仍擔任文學院院士和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這一終身職務。他的係主任職位由現任係主任羅德弼教授接替。羅德弼早年思想左傾，關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係列政治運動，他的研究除了文學外，似乎更注重現當代知識分子思想史和理論思潮的研究。他本人曾在瑞典使館工作過，和不少中國作家和學者建立了個人聯係和學術交流關係，對中國當代學術思潮的發展走向有著比較準確的把握，這也是使得瑞典的漢學居於歐洲前列的一個必要保證。可以說，經過高本漢和馬悅然直到羅德弼三代人的努力，斯德哥爾摩大學終於成為瑞典當代漢學研究的中心，並且影響了其他學校的漢學研究。照羅德弼的描述，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東方語言文化係的中國研究尤其關注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思想史、中國當代文學以及大眾文化的研究，但研究生的博士論文題目仍從《詩經》以及先秦哲學、唐代詩歌、李清照的詞、苗族語言、現代中國的廣告傳媒直到當代中國社會價值的轉變等。②1989 年，倫德大學也設立了中國語言文化教授職位，擁有這一職位的是拉斯·拉格沃爾德，他的專長是能夠流利地說一口普通話和廣東話，並把中國文化和社會諸方麵結合起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