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魯迅先生當年提倡“拿來主義”並非是心血來潮，空穴來風。當時的國情，魯迅稱之為“閉關主義”，而一些國家不請自來，用他們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我們的國門，硬要把他們的東西送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① 所謂“送來”，實際上是別人把無用有害的東西塞給我們；魯迅先生的“拿來”是主動的選擇，為我所用。“拿來”還要講究方式，不能全盤照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②“拿來主義”之重要，就文學藝術而言，魯迅先生指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至於國人，依然因循守舊，故步自封，不取他人之長，不去“拿來”，“人不能自成為新人”。③
魯迅身體力行，大膽地去拿，甚至毫無顧忌地去拿，在他的文章中引用、提及的賢哲、名家達三百多人。法國的拉伯雷、巴爾紮克、雨果、左拉、蒙田、莫泊桑、福樓拜；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法捷耶夫、果戈裏、普希金、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英國的拜倫、雪萊；愛爾蘭的王爾德、葉芝；美國的傑克·倫敦、愛倫·坡；挪威的易卜生；意大利的鄧南遮、但丁；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國的歌德；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巴羅哈等作家，還有政治家、畫家都被魯迅先生“拿來”觀照現實，借古諷今，抨擊社會的醜惡。
魯迅先生在《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一文中，借用西班牙大文豪塞萬提斯筆下的人物堂吉訶德除暴安良的形象，批判、嘲諷國人的“中庸”之道。像堂吉訶德這樣的人，“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就連被趕下台的宣統，還讓他在宮裏做皇帝。魯迅還指出，中華民國還是有新堂吉訶德的，他指的是所謂抗日的“青年援馬團”，① 他們頗有堂吉訶德之風，“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隻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隻著重精神。”② 不過，這些新堂吉訶德們還是比堂吉訶德聰明，還未上前線，卻“在常州玩梳篦，又觀美女”。這些新堂吉訶德們至少還知道要抗日，還有一些假堂吉訶德們（指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人的侵略“暫取逆來順受態度”，采取“不抵抗政策”，節節敗退，解釋為“誘敵深入”③國土淪喪，卻高喊恢複“民族精神”，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以為這樣就能“咒死帝國主義”，“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這些假堂吉訶德們“故意做些傻相給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④。如果說新堂吉訶德們令人覺得好笑，而那些假堂吉訶德們卻令人感到可惡。
魯迅先生對堂吉訶德的評價是公允的，雖然堂吉訶德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但對堂吉訶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之舉還是肯定的，他在為易嘉（瞿秋白）翻譯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的“後記”中寫道，“吉訶德的立誌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胡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為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為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① 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個人的行為觸動不了既定的社會秩序，改變不了社會的本質，猶如俠客“不能打盡不平”，慈善家“不能救助社會的困苦”。
魯迅先生對《堂吉訶德》的內容頗為熟悉，但仍迫切希望“中國能夠得到一部可看的譯本”。他在廈門大學、廣州大學的學生梅川（即王方仁），“朝花”社成員，曾打算翻譯《堂吉訶德》，魯迅先生說他“正在大發《Don Quixote》翻譯熱”，可是此君並未完成。從20 世紀20 年代興起的新文化運動起到20 世紀90 年代初，對《堂吉訶德》的翻譯作出了傑出貢獻的有3 人：林紓、傅東華和楊絳。林紓是《堂吉訶德》翻譯的第一人，取名為《魔俠傳》，魯迅先生對該譯文並不滿意，首先譯者是用文言譯出的，他隻譯出“上半部，又是刪節過的”，譯文也很不正確，但畢竟是我國第一部中譯本。對《魔俠傳》，傅東華先生有一恰如其分的評論，他在1923 年寫的《西萬提司（即塞萬提斯）評論》中認為，盡管林紓的譯本不甚精密，但由於原書確實有偉大的力量，讀起來也覺得“不忍釋手”。他本人於1935 年5 月在《世界文庫》連載他譯的《吉訶德先生傳》，該譯文是從英文轉譯的白話文中譯本，後由商務印書館於1939 年4 月出版。這個譯本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後，1950 年又由商務印書館再版了他的《吉訶德先生傳》；1959~1962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版了傅東華先生的《堂吉訶德》（第一、二部）。傅的譯本流傳的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功不可沒。直到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的問世才取代了傅的譯本。楊的譯本是從1952 年馬德裏出版的《西班牙經典叢書》中譯出的，是我國第一部直接從西班牙語譯出的中譯本，她的譯本終於實現了魯迅先生的“中國能夠得到一部可看的譯本”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