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的中譯本問世前後，已有一些改寫本和編譯本出版：劉雲譯的、由沙克萊改寫的《堂吉訶德先生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常楓譯的、也由沙克萊改寫的《堂吉訶德先生傳》（香港僑益書局，1959）；張世春、殷國義譯的、由納瓦羅改寫的《堂吉訶德》（外研社，1982）；陳伯吹譯的、薩克雷改寫的《吉訶德先生的冒險故事》（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羅其精譯的、薩克雷縮寫的《堂吉訶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冰晶編譯的《堂吉訶德》（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徐少軍的縮寫本《堂吉訶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陳建凱、郭先林譯的《堂吉訶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在這些譯本中唯有楊的譯本堪為上乘之作，無論是譯文的語言還是保持原著的風格上是其他譯本無法與其比肩的。故而，楊的譯本從20 世紀80 年代，乃至20 世紀90 年代初是我國《堂吉訶德》翻譯中的權威譯本。
20 世紀90 年代中後期出現了多種譯本的《堂吉訶德》，猶如競放的百花改變了一支獨秀的局麵。
迄今為止已出版的計有劉京勝、屠孟超、董燕生、孫家孟、張廣生和唐民權的譯本，可以預料還將有新的譯本問世。從現有的譯本來看，譯文的質量勝過以前的任何譯本，語言的表達能貼近原著的原意，能正確地把握原著的風格。因為上述譯者大都是精通西班牙語的教授、翻譯工作者，他們長期從事教學和翻譯，基本功紮實，有能力將《堂吉訶德》這一部世界名著完美地譯成中文。當然，他們的譯筆各有春秋，有的譯得流暢，有的譯得華麗，有的譯得淳樸，但對原著的忠實卻是他們共同的追求。
董燕生長期從事西班牙語教學，編寫了至今仍為我國高校使用的西班牙語教材；在翻譯《堂吉訶德》之前已翻譯出版了拉美文學名著《總統先生》，這為他日後翻譯《堂吉訶德》做了事先的準備。他的西班牙語功底和對中、西語言的駕馭能力，不僅把《堂吉訶德》中的俚語，方言和仿古措辭譯得惟妙惟肖，用流利的現代漢語表達出來，而且把原文中不可言傳微妙之處譯得使人心領神會。最為可貴的是，他的譯風認真、踏實，精益求精，他在譯後記“《堂吉訶德》及其翻譯”中寫道：“深刻全麵理解原著，努力做到形、意、神三者均能盡量相似；不繞開難關，不隨意增刪改動，尤其要避免望文生義的誤譯和疏忽潦草的漏譯。”他的這種譯風和中、西語言的造詣無疑保證了譯文的質量，董譯的《堂吉訶德》榮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是不言而喻的了。鑒於董燕生在翻譯和教學上的傑出成就，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於2000 年授予他“伊薩貝爾女王勳章”。至於對孫家孟譯本的評價，季羨林先生在該書的題詞中已做了高度的概括，即“二絕二美”：西班牙世界大文豪塞萬提斯之傑作，此一絕也；20 世紀世界畫壇巨匠達利的精美插圖，此二絕也。孫家孟之譯文，此一美也；美妙的裝幀和印製，此二美也。
《堂吉訶德》的翻譯如雨後春筍般蓬勃地發展，而對《堂吉訶德》的研究卻相對滯後，應給予充分的關注。在新中國成立後，不少著名作家為《堂吉訶德》寫了不少研究文章。葉君健在1955 年就寫了《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的現實主義》。在這一年裏，巴金的《永遠屬於人民的巨著》、周揚的《紀念〈草葉集〉和〈堂·吉訶德〉》和冰夷的《紀念〈堂·吉訶德〉出版350 周年》先後發表。在新時期裏，宣傳、介紹《堂吉訶德》最得力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文美惠先生，她在1978 年在不同的報刊上發表了4 篇文章，還特意介紹了《堂吉訶德》的譯者楊絳。此外，饒道慶在《外國文學評論》1992 年第四期發表了《意義的重建：從過去到未來———〈堂吉訶德〉新論》，周寧在1996 年第一期的《廈門大學學報》上發表了《幻想中的英雄———〈堂吉訶德〉的多層意義》，他們的文章見解獨特，頗有新意。李德恩曾於2001 年寫了一篇發表在《外國文學》第二期上的文章，題為《重讀〈堂吉訶德〉》。作者指出，他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其意圖是，正如該文的“內容提要”所說的，“塞萬提斯宣稱，他塑造的堂吉訶德是為了消除騎士小說的影響，國內外的一些批評家對塞萬提斯的說法信以為真。其實，塞萬提斯王顧左右而言他，他的目的是展示他的偉大抱負和理想。”首先，他分析了銷聲匿跡的中世紀騎士製度在17 世紀堂吉訶德死灰複燃的不可能性，並從《堂吉訶德》的字裏行間中證實這種不可能性：塞萬提斯通過旅店店主之口否定了所謂騎士小說風靡西班牙，“我（店主）還不至於發瘋去當遊俠騎士。我很清楚如今不時興先前時興過的東西。據說過去那些盡人皆知的騎士確實滿世界逛蕩。”畢竟時移世易，騎士小說已不流行，作者為何讓堂吉訶德中騎士小說的毒，“滿世界逛蕩”呢？其創作《堂吉訶德》的用意何在呢？這正是李德恩的思考之所在。塞萬提斯塑造堂吉訶德又瘋又傻的形象，這既與作者的抱負、理想有關，也與作者的人生道路有關。堂吉訶德向世人聲稱，“本人的唯一職責即在救助弱小，晗雪無辜，懲處惡行”，所以塞萬提斯讓堂吉訶德滿世界瘋跑，要用他的手臂把醜惡的現實反轉過來，使現實變得美好、光明，他的一路衝殺不就是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抱負嗎！堂吉訶德在發瘋犯傻時，形象高大、高尚，表現出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騎士，但當他清醒、像常人那樣生活時，這時的堂吉訶德平庸、猥瑣、渾渾噩噩、沒精打采，猶如一個無所事事的鄉紳。堂吉訶德的這種人格反差恰恰折射了塞萬提斯的人生道路。塞萬提斯年輕時朝氣蓬勃，曾像堂吉訶德那樣闖蕩世界，隻身來到意大利，參加與摩爾人的海戰；在回國途中被劫持，多次越獄潛逃都被抓回，這時的塞萬提斯像堂吉訶德那樣英勇，百折不撓。後來用重金贖回的塞萬提斯則忙於生計，活得無奈，仿佛清醒中的堂吉訶德。顯然，堂吉訶德既有著塞萬提斯人生經曆的痕跡，又有著塞萬提斯的人生抱負和理想。李德恩還就塞萬提斯的關於真實與虛構、小說與意識流進行了探討，最後指出，“塞萬提斯在他創作《堂吉訶德》時不會預料到今人對《堂吉訶德》的種種解讀，《堂吉訶德》生命力的常駐在於不同時代的人讀出不同的意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