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語言，古有南北之分。南音為母音語，元音多過輔音三倍。北音為子音語，輔音多過元音三四倍。今以國語為主，標準的聲門以上的語言，拿來譯但丁的《神曲》，比法文更加不討好！如以南曲楚辭的腔調，來譯但丁的《神曲》，則可使但丁與屈曲媲美。……
文字是活的，有其生活史的。屈原的《離騷》，但丁的《神曲》，不必翻譯為近代語言，而可以欣賞其中音樂的雅麗。如果翻成別國文字，而且每幾百年，須再譯一次的話，那真是滑稽之至！如果深切了解，能知彼土文字源流，又知己國文字演變，當可成為一勞永逸之作……翻譯如果是時代的叛逆，那不如全用原文。①
其實，盛成這裏也承傳了但丁的翻譯觀。但丁在《饗宴》裏對詩歌翻譯發表了頗為悲觀的看法。在他看來，詩的形式與該詩所使用的語言是密不可分地緊緊連在一起的，因此“任何富於音樂和諧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譯成另一種語言而不破壞其全部優美的和諧感”。他還具體舉例說，荷馬的史詩之所以未譯成拉丁語，《聖經·詩篇》的韻文之所以沒有優美的音樂和諧感，“就是因為這些韻文先從希伯來語譯成希臘語，再從希臘語譯成拉丁語，而在最初的翻印中其優美感便完全消失了”。由此而來，西方翻譯史上就拉開了對於文學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漫長爭論，同時它也使人們注意到詩歌翻譯中的詩與語言之間的有機聯係。
所以，盛成說：“但丁的神曲，如果由露意莎歌來，那是聲詩，聲樂，不需要器樂伴奏之聲樂。樂器在人聲之前，失去其作用；尤其在大自然中，如用樂器伴奏神曲，自然界的鳥語風聲，與蟲歌水流，都聽不出。”①
在盛成心目中，“但丁非比荷馬。為詩之祖，自地母懷中，生出童心之鮮芽。但丁是現世界之父，為實際世界之急先鋒。但丁之詩乃先知之謳歌，創造新時代之新生命。但對舊世界之舊人物，加以褒貶，而使舊世界之智慧與經驗，滲入新生命之細胞。”②
在寫完那篇長文《但丁》後，盛成難以平靜，曾賦詩一首：“偶爾文章動熱情，不能冷靜不成聲；提起但丁我最富，手抄《神曲》價連城！”可見，盛成真可以稱得上是但丁的一個中國知音。
“你是東方的Beatrice”———中國現代詩人眼中的但丁
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陽光灑在佛羅倫薩阿爾諾河上，波光閃閃，把河上古老的木橋和橋畔的行人映襯得更加光彩奪目。一位高貴而美麗的少女在侍女的陪伴下向老橋走來。此時，但丁正從橋的另一頭迎著少女走過來，兩人橋頭不期而遇。但丁凝視著走近的少女，既驚喜，又悵然；而少女卻手捧鮮花，雙目直視前方，徑直從但丁身邊走過，仿佛沒有看見但丁。但她的眼裏放射出的異樣的光芒和臉上泛起的潮紅卻透露出少女情動的信息。
這是著名畫家亨利·豪裏達（Henry Holiday）在他的油畫《但丁與貝阿特麗采相遇》中所描繪的但丁與貝阿特麗采相遇並一見鍾情的情景。畫中手持鮮花的少女就是詩人但丁的夢中情人———貝阿特麗采（Beatrice）。後來貝阿特麗采嫁給了一位貴族，不久夭亡，帶走了但丁的夢想，也把美麗和哀傷留給了但丁。這樣的哀傷和思念，成就了但丁早年詩作《新生》，也孕育著曠世奇作《神曲》。同樣，但丁這樣的銘心之念，也不斷感念著中國現代作家、詩人的心，因為在他們易感的心目中都蘊藏著自己的貝阿特麗采。
鬱達夫在《日記九種》① 之《新生日記》中，把王映霞稱為“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醜惡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淨化了”②。因為“在馬路上也看到了些粉綠的賣婦，但我對她們的好奇心，探險心，完全沒有了”。他覺得自己“真中了她的毒箭了，離開了她，我的精神一刻也不安閑。她要我振作，要我有為”（1927 年2 月28號日記）。幾天後（3 月3 日），他又在日記裏寫道：“明天是二月初一，映霞若能允我所請，照我的計劃做去，我想我的生活，從明天起，又要起一個重大的變化。真正的La Vita Nova，恐怕要自明天開始呢！我打算從明天起，於兩個月內，把但丁的《新生》譯出來，好做我和映霞結合的紀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轉機的路標。明天日記，第一句應該是Incipit Vita Nova！”①
但丁對貝阿特麗采矢誌不逾的精神之愛，曾令無數人掩卷長歎。20 世紀20 年代，一個叫心愚的青年人，讀了但丁的《神曲》後，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便做了數首題為《於歸》的組詩，呼喚幾百年前那“生命之神靈”：
五百年悲壯的神音，尚在人間：但丁是詩人，是政治家，是戀慕者，而自然情種的犀兒，把他看做了生命之神靈：這是愛父愛母所紹介的，愛力常生於一瞥之瞬。———組詩第一首
作者在組詩的序文中解釋說：“我讀了但丁（Dante）神曲，知道他從幼年愛慕彼得麗淑（Betrie），把她當作天堂之引導者。彼得麗淑其後別嫁他人，但丁終身仍愛慕她。我看了這首可歌可泣的曆史，作於歸詩數首。”②
郭沫若非常讚賞梁啟超所作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在其小說《漂流三部曲》③ 中，作為作者自己化身的男主人公愛牟，稱自己的愛人為“我的Beatrice”。作品中還有這樣的詞句：“Dante 為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我比得什麼Dante！我是太誇誕了！”這裏，郭沫若自比但丁，在詩中更見但丁的身影，這就是發表在《創造月刊》第1 卷第4 號上的《好像是但丁來了》①：
好像是但丁來了！風在哀叫，海在怒號，周遭的宇宙———地獄底的深牢！“Francesca da Ramini 喲，你的身旁，便是地獄裏的天堂！我不怕淨罪山的艱險，我不想上那地上樂園！”②
詩人在此借《神曲·地獄篇》第五章所述保羅與弗蘭采斯加的愛情故事，展示自己對愛情的禮讚！
詩人王獨清在歐洲遊曆期間沉迷著但丁的研究，總想把所謂“清新體”（Dolce stil nuovo）的詩風介紹到中國來。當時中國正是五四運動後新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這便促成他起了翻譯但丁《新生》的念頭。在他看來，《新生》“盡管是這樣薄薄的一本書，但是它在過去的文學史上卻是一種經典，一卷奇書，一個前驅”③。
1926 年，王獨清在《創造月刊》第4 期發表了詩作《但丁墓旁》，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頭發，你底頭發是我靈魂底住家；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眼睛，你底眼睛是我靈魂底墳塋。我，我願作此地底乞丐，忘去所有的憂愁，在這出名的但丁墓旁，用一生和你相守！①
後來，又在《但丁故鄉斷章》（其一）裏說：
我在“天國之門”上才輕輕地敲了幾敲，我便覺得我變得是異常的弱小：石是這樣的又堅又牢，我卻禁不住提輕了我底步調；門樓是這樣的又大又高，我卻禁不住折著我底前腰。啊啊，我要進“天國”了……我好像看見了但丁在門中端立。哦，我底但丁喲，你可是成了這兒底上帝，要我來受你底洗禮？②
詩人殷夫（1909~1931）心目中的Beatrice 是F（盛淑貞）。從1928 年秋直到年底離開故鄉重回上海的這段時間裏，殷夫經曆了一次愛情的大波折。在西寺，他第一次見到了與自己通信已兩年的少女盛淑貞。盛淑貞是一位清秀溫柔而又活潑外向的新女性，家居杭州。與殷夫二姊徐素雲是杭州省立女子蠶桑講習所的同窗好友，與殷夫通信交往就是徐素雲從中撮合的。殷夫雖然與盛淑貞初次見麵，但一見傾心，迸出了美麗耀眼的愛情之火花：
嗬，我愛的姑娘在那邊，一叢青蒼蒼的藤兒前麵；草帽下閃爍著青春麵頰，她好似乎一朵紅的，紅的玫瑰。———《嗬，我愛的》1927，於象山
然而母親的反對，讓殷夫陷入兩難。最後不忍心傷害含辛茹苦把自己撫育成人的母親，自己品嚐了“愛而不能”的悲苦。
分別的時候到了：我的心是死了，不複動彈，過往的青春美夢今後難再，……貓頭鷹，聽，在深夜孤泣，我最後的淚珠雨樣飛散……———《心》1928，11 月，於西寺
分手後，詩人陷入苦苦的思念：
F 喲，我何時得再見你呢？
我純潔的初戀喲，你是東方的Beatrice，我何時得見你於夢的天堂？———《給———》1928，於象山
此後，詩人一直思念著他的東方Beatrice，1929 年在《記起我失去的人》中苦苦追問：
F，你在何處？赤楊無知，遙詢輕雲，輕雲無語溜過，我悲癡的聲音沉入宇宙無底的過去……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在想著你，你可知？
在上海流浪時，他又寫：
想著她，書也難讀，字行中浮現著她的眼睛，想著她，哭也難哭，心的烈火把淚水沸蒸。———《短期的流浪中·想著她》，1929
在中國現代詩人中，朱湘對但丁的人生遭際更有深刻的體察。他所寫的十四行詩《Dante》中即有這樣的詩句：
自問我並不是你，叵耐境遇逼我走上了當時你的途徑；開始浪遊於生命弧的中心，上人家的後樓梯，吞著殘餘。中古時代複興於我的疆域，滿目是“紊亂”在蠕動，在橫行，因為帝國已經摧毀，已經
老朽了儒教，一統變為割據。你所遭的大風暴久已渙散，汙穢澱下了九層地獄，九重天更是晴朗，九級山更純潔……在同樣的大風暴裏，我傾斜如一隻船，難得看見在雲中懸有那行星，引著人去彼岸。①
詩中第四行“上人家的後樓梯，吞著殘餘”，這是但丁《神曲》展示自己艱澀境遇的名句。大概這句最能引起詩人朱湘的共鳴。《天堂》第十七歌58 至60 行寫到：
Tu Proverai si come sa di sale Lo Pane altrui，e come èduro calle Lo Scendere e’l salir per l’atrui scale然後你必將體味到吃人家的麵包心裏是如何辛酸，在人家的樓梯上上去下來，走的時候是多麼艱難。
我們知道，但丁一生命運坎坷，剛過而立之年，便被放逐，離開故鄉佛羅倫薩顛沛流離，行蹤不定。好像是一個掉進大海裏的水手，忽而消失在波濤之中，忽而重新露出水麵。對他來說，特別是離開維羅納以後，每一處別人家的樓梯都越來越陡，每一塊人家的麵包都越來越苦澀，比飽含著悲苦的淚水還苦澀。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恩人們的價值，他們拋給他的每一塊麵包都卡在嗓子裏，不流出痛苦的恥辱的淚水，就休想把它咽下去：“他置羞恥於不顧，伸出一隻手…… 可是他身上每根血管都在顫抖。”當他想起了另外一個靠著乞討為生的被放逐者———白發蒼蒼，一貧如洗的羅曼莪———的時候，也想到了自己：
若是世人都能知道他乞討一口殘羹剩飯時心中的滋味，雖然已讚不絕口，還會加倍地讚美。———《天堂》第六歌140~142 行
在《饗宴篇》第一章第三節裏，但丁曾交代過他的境況：“佛羅倫薩是羅馬最可愛和最美麗的女兒，我生在那裏，長在那裏，在那裏一直住到我的生命的中期，可是這裏的市民們卻隨意把我放逐了，從那以後……我全身心地想要回到那裏去，以便為這顆疲憊的心找到一個寧靜的處所並且結束注定的生命期限———我幾乎浪跡於整個意大利，無家可歸，像個乞丐，違背自己的意誌，展示著自己的傷痕，人們卻往往指責這種傷痕累累的人。……許多人也許根據謠傳認為我是另一種人———不僅蔑視我本人，而且也蔑視我已經做成的和還能做的一切。”這裏，更清楚地展示出但丁作為一個永遠的被放逐者，作為佛羅倫薩一個特別的異己者，像個幽靈似的在各地飄蕩的痛楚。
在中國新詩史上，朱湘也是一個“特別”的詩人。趙景深曾經回憶道：“我所認識的朱湘是一個性情孤高的詩人，一個純粹的詩人，他‘生無媚骨’，不能容於斯世。”① 這樣一個“不能容於斯世”的孤高詩人，其結局便是於1933 年12 月5 日，在由上海駛往南京的江輪上，跳水自沉，未留任何遺言，了卻了自己不足30 歲的生命。朱湘個性與自尊心極強，永遠改變不了那獨來獨往的詩人性情，他說自己“是一隻孤獨的雁雛”，不太了解他的人索性稱之為“瘋子”。
柳無忌也這樣回憶說：“不懂得子沅的人時常奚落他，以為他是怪，是孤傲；……詩人對於情緒和外界的事物特別易受刺激，對於一點不如意的事故，也容易生出不快的情感，這種做人的特質也許就是子沅不能做成事業的致命傷吧。”②
在其短暫的一生中，朱湘南北奔波，數度求職未果，加上夫妻不睦，經濟困頓，又身患疾病，日漸痛苦而潦倒，終於投江自殺。我們讀朱湘二三友人憶念他的文字，眼前便會晃動一個畸零飄泊者的影子。趙景深寫道：“以前我說他的詩像王維；從此以後，這一年半，他的生活竟像杜甫。……他又自比為‘一個行乞的詩人’台微司（W ·H ·Davis）③，可見他的生活之潦倒了。”④
當時在武漢大學的蘇雪林曾接到朱湘寄自漢口某旅社的信，請求她“通融數十元”。蘇雪林到漢口，在一間黑暗狹小的邊房裏見到了落難的詩人：“容貌比在安大所見憔悴多了，身上一件赭黃格子嗶嘰的洋服，滿是皺紋，好像長久沒有燙過，皮鞋上也積滿塵土。”①
如此的落魄潦倒，寄人籬下，怎能不讓我們孤高的詩人念及數百年前那位大詩人的人生遭際，感歎自己“叵耐境遇 逼我走上了當時你的途徑 開始浪遊於生命弧的中心”。
與但丁巨著《神曲》一樣，朱湘在這首小詩中也展示了當時“紊亂”不堪的時運現狀。詩人另一首小詩《回環調》② 以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題材，也展示了“‘紊亂’那母親所生的‘罪惡’”；“雖說可羞的是同室操戈 為著家門不賣給‘滅亡’又滅亡了許多七十二個”。朱湘還有一首佚詩，更表達了自己關注時事與民族興亡的拳拳赤子之心：“中國該亡或許是一句真理 他是敗家子，穿的錦衣繡裳 已經破了，他還在口頭講 那賣了的老家是多麼富麗。”③ 可見真是“滿目是‘紊亂’在蠕動，在橫行”（《Dante》）。
如但丁所說的那樣：“我的確是一條沒有舵和帆的船，在大海上漂流，被貧困的暴風雨給折磨得疲憊不堪，有時也被吹到某些碼頭。”（《饗宴篇》第一章第三節）詩人朱湘也“在同樣的大風暴裏”，傾斜如一隻船。既然難得發現那“引人去彼岸”的行星，自己的結局也就變得那麼慘淡不堪了。因此，這首題為“Dante”（但丁）的十四行詩正是詩人朱湘自己的生命寫照。
而我們從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雕刻大師，米開朗琪羅獻給但丁的十四行詩裏，更可以看出這位不朽詩人的生命意義。最後讓我們借助於這首商籟，再次回味但丁那無與倫比的精神魅力，從他身上吸取一點通向至善至美之途的勇氣與希望：
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對他的評議，在瞎子麵前，他顯得過分光輝燦爛；對誹謗他的人責備一番並不難，要真心實意讚揚他又談何容易！他為了探索苦難來到人世，對我們造福，然後飛向天邊。天國之門不肯為他顯現，國家對他的正義要求不睬不理。我說國家無情無義；他時運不濟，結果國家也遭受不幸；它的致命傷，是對最高尚的人不屑一問。千百條理由中，隻有一條是實：他的放逐雖然極不公平，卻從未出現與他相當或更偉大的人。①
4“Chinese Orphan”in Italy：the“Chinese Heroes”in Pietro Metasta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