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從經濟上說來，中國仍是一個屬於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但近十多年，由於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簡直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致使不少西方人士從其綜合國力著眼，對中國是否算得上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了懷疑。還有更多的人公開宣稱，21 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盡管如此，我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在這樣的讚歎聲中感到沾沾自喜，更不能由此而變得狂妄自大。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和批評家出於反對西方新殖民主義文化霸權之目的，往往把本民族的文化自我認同為第三世界文化，其出發點恰恰是因為中國文化長期以來實際上所處的“邊緣”地位所致。但是就西方語境下所討論的所謂第三世界文化或第三世界批評而言，它也像“東方”或“東方主義”等情形一樣，往往指涉的是被西方殖民化的第三世界文化，因而它也是之於西方的一個被人為地創造出來的現象。與“東方”或“東方主義”這類概念不同的是，這一現象既是西方人，同時也是第三世界人民自己建構出來的。這也許正是所謂的“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吧。在這方麵，中國文化和文學話語之所以被說成是“被殖民化”了，其原因恰恰在於，自20 世紀初以來，或確切地說自“五四”時期以來，各種西方文化思潮和學術思潮蜂擁進入中國，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幾乎當時所有的主要作家和文學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或文化現代性問題的討論。① 其結果是，比較文學研究者通常通過采用“接受—影響”的方法來比較研究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而對於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關係則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是在幾乎未受到西方影響的情況下獨立發展的。如果我們承認“五四”時期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第一次“殖民化”的話，那麼20 世紀80 年代的文化熱則應被看作第二次“殖民化”，因為在此之前的中國文化和文學實際上受到了前蘇聯文藝思想和路線的直接影響。
眾所周知，自20 世紀80 年代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不僅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學思想蜂擁進入中國，而且這些思潮幾乎滲透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的各個方麵，包括消費文化、大眾傳播媒介和廣告事業。尤其至關重要的是，中國的文學語言以往一直有著簡潔、典雅、暢達等特征，充滿了蘊含豐富的典故和優美的意象，讀來頗有節奏和韻味，而現在卻已經不可避免地含有了雜質，甚至被“歐化”了。文化學者、作家和批評家在中國的語境下也不得不使用一些“借來的”（批評）話語和理論術語，因而造成了理論期刊和學術著作中大量充斥“借來的”“歐化”術語。這樣，在一些人看來，麵對西方的影響，中國的語言帶有了“雜質”，實際上也就被“殖民化”了，推而廣之，甚至中國文化的民族身份也變得模糊不清了。究其根源，這種“文化殖民化”的現象應當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革新，因為在那場運動中，傳統的中國文化及其偶像孔子受到了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精髓隨之蕩然失卻。因而我們不得不麵對這樣的問題：難道中國文化果真“被殖民”了嗎？
當然，我們的回答是：曆史總是在不斷前進的，這種必然的進程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語言的進化也是如此。在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人看來，中國應當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趕上和超過西方的發達國家，但中國的語言也應當趨於簡化，以便在一個風靡全球的信息時代更為便利地和國際社會進行交流。在當今時代，任何社會或任何文化，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無法避免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甚至“被殖民化”。就我們所從事的漢學研究而言，以及從本書所披露的南北歐以及西方其他國家的漢語教學和漢學研究的現狀來看，我們不難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目前在歐美各大學的比較文學係和東亞語言文化係執教的中國裔學者已經多達數百人，他們無疑以自己的學識和豐厚的中國文化知識背景或多或少地已經改變了西方漢學的本質特征，使之注入了一些新的方法論和思維觀念。難道我們就因此而推論，這也是一種對歐美文化的“殖民”嗎？在國際交流過程中，任何文化為了影響他種文化或更新自身，都會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東西。也就是說，在送出的過程中首先要找到別人可賴以接受的中介，這個中介自然就是語言。關於漢語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以及所帶來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
我們現在要麵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語言和文學話語是否真的被殖民化或現代化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有待於我們深入討論的問題。我們首先應當區分殖民化和現代化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消極的，其意在我們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影響，進而使得我們的語言也受到西化（殖民化）；而後者則是積極的，表明隨著中國的全麵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語言也應當普及和簡化，以便於我們更為便利地與國際社會進行交往。當代中國文化和文學語言的現狀顯然屬於後一種情況。因此我們應當以辯證的方法來考察這一現象：一方麵，這種“殖民化”導致了中國文化和語言帶有了一些“雜質”，它已經不像以往那樣“純正”了，但它卻有助於促進中國文化和語言自身的革新和現代化，以便使中國文學逐步與世界文學的大潮相接近；另一方麵，在與國際交流和接軌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民族特征卻不可避免地會部分地變得模糊乃至有所喪失。① 假如我們考慮到這樣做的一個結果會使我們更為有效地把中國文化的精華和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送出去，那麼這樣的喪失就有可能是一種“必要的喪失”。因而從這一點來看，過去的“拿來”和今天的“送出”自然就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兩個不同的階段：前者的成功為後者的啟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而後者的有效運作則會彌補前者所導致的缺憾和不足。這一點我們大概不難從本書之同時從兩個方麵來描述中國文化與南北歐作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中見出端倪：歐洲作家，如易卜生等，既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有所推進，他們的作品既對中國文學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啟迪；但另一方麵，他們，如維科、普契尼等，也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不少養分，豐富了他們自身的文學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這當然與基於後殖民立場的“西方主義”絕不可同日而語。在這方麵，我們也不讚成一些新儒家所鼓吹的“用中國文化來統一21 世紀的世界文化”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