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輪滾滾
不久前,在一個聚會上,我的一位同事又說起了車。一個時期以來,我不止一次或直接、或間接地聽這位同事講起有車的種種好處和開車的種種意義。這位同事已經買了屬於自己的車,可他的聽眾,大多是還沒有私家車的群體。有車的人對沒車的人講述買車、開車其實也屬正常——難道這不正是一個開口必談“車事”的時代麼?我們的媒體廣告,汽車在其中已經占據了多麼顯赫的比例。談車早就是一種時尚、一種先鋒,一種優越甚至一種“派”。而我的這位同事,又從自身職業特點引申開來,說開車不僅可以開闊眼界,提高境界,並且對寫小說也會產生積極意義。隻可惜,迄今為止,我還沒能看見有哪位作家是因為買了車開了車而把小說寫得比從前更好。倒是這位同事的“車事”,讓我想起了自己的“駕車”經曆。
從前——三十年前——一九七五年,夏天的時候,我和一些應屆高中畢業生作為下鄉知識青年,被冀中平原上的一個村子接納下來,開始了與農民一樣的勞動和生活。當秋天到來,我們已經有了些許農事經驗,生產隊長對我們的勞作能力也基本上心中有數了。一天下午,這位隊長派給我一樣農活:趕著毛驢車去公社供銷社拉化肥。這使我欣喜若狂,與我同行的兩個女生也興奮不已。因為,和大莊稼地裏的活計相比,趕驢車又何止是個輕巧活兒呢,那簡直是一次奢侈的時髦之旅。生產隊的毛驢是頭小灰驢,那驢車隻是一輛小排子車。驢的秉性比起騾、馬,雖然稍顯滑頭和懶惰,卻不暴烈,通常比較好駕馭。就這樣,我們趕著小驢車上了路。兩個女伴坐進車廂,由我負責駕車。我坐在左側車轅上,手持一根細荊條,並不抽打驢的身體,隻在吆喝它時晃上幾晃以助聲威。起步要喊“駕”,調整方向要喊“哦喝”,站住要喊“籲”。差不多,隻要學會這三聲呼喊,驢車就能夠正確地在路上前進。驢車在我簡單的吆喝聲中不快不慢地走著,車輪下的鄉間土路凹凸不平,讓我們的身體領略著甘願承受的輕微顛簸;而夾擠在土路兩邊的高大的白楊樹,在秋風中豁啷啷地響著,威嚴又安謐。公社離我們的村子五華裏,我們都希望這短暫的五裏地能夠無限延長——因為駕馭的歡樂初次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們的虛榮心也叫我們特別樂意被在附近地裏幹活兒的村人看見,我們樂意看見人們那吃驚的眼神:嗬,女學生也會趕驢車……幾乎是一瞬間,公社就到了。我在供銷社門前衝小灰驢喊了“籲”,停住車,我的同伴也跳下車,跟我一起進門去買化肥。但我們出門時卻發現驢車不見了,原來我忘了把毛驢拴住——或者說我根本就沒有拴住它的意識。於是驢自己拉著車扭頭就走了,也許它是想獨自回家呢,也許它是用這種行為表示一下對我們的不屑:就你們,連拴車都不知道,還想吆喝我?我們急著在街上找驢車——驢和車可都是生產隊的財產啊。幸虧好心的路人幫我們把已經走在出村路上的驢車截了回來,供銷社的營業員替我們將化肥裝上車,驢車才又開始正確前進。在回村的路上,我們三人不斷指責著那毛驢,指責它的賊頭滑腦和不聽指揮。驢一聲不吭地隻顧走路,這就是驢滑頭的一麵吧,當然它也無法開口用人話與人對答。而驢在想什麼就是人永遠不知道的了。很久以後我想起我這初次的駕車,仍然能夠感受到當初的愉悅,可也覺得我們三個人隻顧了享受駕車的奢侈,似都缺少一點駕車人應有的厚道:驢已經在負重前行了,它承載的重量除了化肥,還有我們三個活人,又何必把自己忘記拴驢車的責任推到它身上呢。
我還想到,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駕著驢車的時候,即使用盡想像力,也沒去夢想有一天我還可能駕駛汽車。時間再往前推,上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兒童時代,關於汽車的歌謠有這樣兩句:”小汽車,嘀嘀嘀,裏邊坐著毛主席。”在那個時代的童謠裏,小汽車連中國人遙遠的夢都不是,小汽車裏坐的隻能是毛主席這樣的偉人。普通人如我,長大後隻坐過另外的一些車:火車,公共汽車,卡車,摩托車,自行車……還有馬車、牛車。在鄉下的那些日子裏,當我們到離村很遠的地塊兒幹活兒,收工時累得腰酸腿顫,若能在回村路上搭一輛村中的牛車,便是莫大的享受了。牛是憨厚溫順的,牛車是緩慢、從容的,車把式的脾氣多半也是好的,我們很容易就躥上車後尾,坐進車廂,一邊歇息著勞累的腿,一邊得意著自己的好運氣。那是一個不講速度的時代,雖然火車、飛機都在奔跑和飛翔,但在中國的鄉村,牲口車仍然像幹百年前一樣,是重要的交通和運輸工具。一九七五年的中國,自行車也仍然是重要的,是交通工具更是家庭財產的象征。一則軼事講的是我的另一位同事,在那個年份裏買了一輛產自上海的鳳凰二八型錳鋼自行車,卻舍不得騎,放著又怕受潮,幹脆將它吊在牆上。其老父從鄉下來城裏看病,每日步行去醫院,頗感勞累,請求兒子將牆上的自行車放下來叫他騎一騎,這位兒子便說:“爹呀,您還是騎我吧。”這樣,孝順和實用就都讓位於對這份財產的護佑了。在今天,中國人有誰還會奔走相告自己買了一輛自行車,並把自行車掛在牆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