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流在變化，飛機忽然起了一陣顛簸。夕陽收盡遠天的點點霞光，丘陵就像沉沒到深海的底裏去了，黝黑得連閃亮的河流都辨別不出。
8時10分找著燈火萬點的芷江，平安著陸在機場上，剛好下過一場大雨，場上濕淋淋的，弄得每個人都是兩腳黃泥。爬上卡車，到了中國陸軍總部。
昆明也來了三架巨型機。這真叫總部負責招待的人亂了手腳，原定六十個人的準備，完全打破，人數多了幾乎三倍。一批人到了就開一次會，又一批到了，馬上又座談起來。有研究受降步驟的，有討論實際手續的，小到接待日本代表方式的細關節目都在開會範圍之內，忙得不可開交。
蕭毅肅的兒子蕭慧麟、蕭民元，在《我父親主持芷江受降》回顧中寫道：
1945年8月2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抗日勝利受降儀式在湖南芷江舉行，我的父親——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受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派主持受降儀式。
1945年，當時我十四歲，還在重慶念中學。8月10日，蔣介石把我父親從昆明召回重慶，當時還是為了商量總反攻的事情。但就在當天晚上，中國政府突然收到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我家住在重慶的凱旋路，我媽媽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時，高興地說：“這條路真是凱旋路！”
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當晚父親他們商議的內容馬上變了主題，變成了商議受降的事情。當時，美國的代表和陳誠都建議把中國分為三個區來受降，這三個區分別是北平、南京、廣州。對此，我父親向何應欽將軍進言說，中國戰區隻有一個日本指揮官，岡村寧次向誰投降？還有，出了什麼問題怎麼辦？陸軍總部也應提出個方案，由蔣委員長定奪。當時湘西會戰才結束，廖耀湘的新六軍和飛虎隊都駐紮在芷江，軍事力量雄厚，同時芷江既是前方的後方，又是後方的前方，在此受降最適宜。魏德邁將軍也建議蔣介石把受降地點改在芷江。蔣介石最後采納了這個建議，之後陸軍總部一部分人員開始到達芷江。
8月20日，我父親來到芷江。21日在受降現場他接見了日本的降使，日本降使有四個人，駐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和兩個隨行參謀及一個翻譯。由於近代中國從沒有接受別國投降的先例可供參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國向美國投降的影像資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過程，除了尊重對手私人人格這點可取之外，沒有其他可供參考的地方，於是我父親開始自己設計受降程序。
受降當天，我父親規定說，日本是無條件投降，對日本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21日，日本降使來到芷江，中國政府派一個少校把他們引到了受降的地方，然後開始讓他們等。日本降使的夥食安排同國民黨士兵一樣。
蕭慧麟、蕭民元，《我父親主持芷江受降》，《瀟湘晨報》，2005年8月30日。
陳應莊，湖南耒陽上架鄉人，抗戰時期任國民黨新六軍政治部副主任，參加了芷江日軍受降。陳應莊回憶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的準備過程：
1945年春，國民黨新六軍由昆明調防
芷江，我任軍政治部少將主任，於3月底由重慶到達駐地。當時在芷江駐紮的，還有美軍後勤司令部補給站。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幾日，傳來受降的具體辦法。盟軍方麵，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受降，盟軍各戰區，由戰區最高統帥受降。中國戰區由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代表蔣介石受降，並確定芷江為受降地點。新六軍將最先空運到南京擔任警備。
8月18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中將副參謀長冷欣、少將副參謀長蔡文治、少將處長鈕先銘等先行到達芷江，做受降準備。20日，何應欽率領高級幕僚由重慶飛抵芷江，設立陸軍總部前進指揮部，與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代表接洽日軍投降事宜。當時隨何應欽來芷江的還有國民黨行政院所派顧問團和陸軍總部參議刁作謙、龔德柏、顧毓琇、邵毓麟，以及中外記者十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