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誰給農民撐腰？
9億農業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6，占中國總人口的4/5。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與其說是一個農業大國，不如說是一個農民大國。
幾千年來，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農民是擁護還是反對，決定著一切朝代的興衰存亡；農民是積極還是消極，決定著任何社會是前進還是停滯；農民是支持還是違抗，決定著所有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
中國革命的勝利，依賴於農民。
中國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建設的成功，也必須依賴農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告了以中國農民為主力軍，以解決土地歸屬為中心問題的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但是，毛澤東這位農民的兒子，卻在1976年去世時，仍帶著深深的遺憾：緊跟在他身後的幾億農民，卻至今連一碗“紅燒肉”都難以吃到……
——農民，一個沉甸甸的話題！
在我們這個亞細亞生活方式誕生出來的農業古國，以農為本，是曆代君主的基本國策。但重視農業並不意味著重視農民。在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分離出來的中國農民，雖然支撐了五千年的東方文明，但一直沒有改變被人忽視被人歧視的地位。
惟有共和國的領袖，才如此關心農民。
惟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才真正考慮農民。
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幾十年的坎坎坷坷，中國農民和共和國一起經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情感更迭，一起走過了從一窮二白到富裕強盛的艱難歲月。
1949年的土地革命，使農民擺脫了壓迫；1979年的農村改革，使農民擺脫了貧困。而億萬農民則以辛勤的汗水哺育了共和國，用堅實的脊梁支撐了共和國！
但是，幾千年的等級觀念和地位意識，並沒有消除對農民的輕視，並沒有填平城鄉之間的溝溝壑壑。我們靠農民養活，但我們卻沒有給衣食父母應有的尊重。有人在亂攤派加重農民的負擔，有人在用偽劣商品打農民的主意……
共和國的領導人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數億農民用自己的脊梁撐起了共和國的大廈，而誰來支撐他們那贏弱而不堪重負的身軀呢？
——九屆全國人大宣布：共和國給農民撐腰！
一、潮湧黃土地
告慰“永貴大叔”：農民闊了！
1987年，大寨虎頭山上，一片小鬆林下，灰石塊砌成一座長方形的墳墓。兩隻石雕老虎，守護在墓地的兩邊。墓碑上刻著五個大字：陳永貴之墓。
最引人注目的，是貼在墓牆上的紙幣，雖然都是一分兩分的，卻似乎也能安慰一下曾讓全國農民為之興奮的“永貴大叔”：大寨精神沒有填飽中國農民的肚子，鄧小平的一張“橋牌”卻使農民富了。
這張驚世“橋牌”便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把田分給農民自己當家做主，這項當代人看來並不複雜的改革，在當時卻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氣。因為這是對在中國實行了30年的計劃經濟體製的第一次衝擊，是對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潮的第一次否定。
曆史已經證明，當年農民的選擇是正確的，鄧小平同誌對改革開放的設計是正確的。49年的改革風雨，農業生產力得到了全麵的解放，農業生產得到了驚人的發展。1978年，中國農業總產值是461億元，到1996年達到23429億元，這還未包括鄉鎮企業的產值。盡管可比口徑不一，但增長之顯著卻是舉世罕有的。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134元，到199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160元，是1978年的16倍多。絕大部分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
農民手裏的錢多了，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好起來，農民家庭越來越多地享受到了現代物質文明的成果。1957年，每個農業人口的商品購買力隻有36. 94元，1977年仍隻有58. 57元，剛夠稱點鹽，打點煤油的水平。而到1996年，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達到1582元，比1977年增加了近30倍，比1990年增加998元，並且消費結構明顯優化，用於吃穿的費用進一步下降。1990年，農民用於吃的比重占59％，1997年下降到55.1％(據《瞭望》1999年第6期)，農民的副食支出首次超過主食支出。過去農民家庭娶媳婦，最大的奢望是單車、手表、縫紉機這“三大件”，而現在這已成為農民家庭最基本的日用品了。1996年，全國農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自行車139輛，電冰箱7.3台，電視機88台，與1977年自然無需比，與1991年相比也分別增長15％、500％和63％。
中國農民不隻是自己富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農產品，讓我們的米袋子滿了，菜籃子沉了，餐桌上豐富了。1998年，我國的糧食產量達到4.9億噸，比1994年增加4750萬噸，國家糧食庫存達到曆史最高水平。棉花產量440萬噸，肉類和水產總產量分別為4355萬噸和3854萬噸。走進我們的菜市場，新鮮的豬羊肉掛滿了店鋪，水產品林林總總，水果堆積如山。現在我國的物質充實，物價平穩，農民立下了第一功！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農民也值得驕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總產值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長，而同期世界農業增長的平均速度是1.8％，加拿大是1.9％，美國為0.7％，日本是負增長。在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總產量中，中國占一半左右。近12年裏世界糧食每增加50公斤，中國就占24.3公斤；世界棉花總產量每增加50公斤，中國就占34.9公斤。中國已成為世界農產品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1978年前，中國農產品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的僅有煙葉一項，而現在，糧食、棉花、肉類、禽蛋、水產品、水果和油料均躍居世界首位。世界肉類增長的80％、蛋類增長的90％以上都來自於中國；在世界水產品總產量中，有1/4以上是由中國農民生產的！
我們不能不為中國農民的勤勞與智慧舉手加額！
挺直腰杆當農民
幾年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曾發生過這樣一件趣事。
一個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農村青年，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轎車被交通警察攔住了。
“誰的車？”
“我的。”
“你啥級別？”
“沒級，我是農民。”
“農民坐啥車？！”警察毫不客氣地摘走了車牌。
是的，農民沒有級別，但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釋放出了巨大的潛能，成為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推動力量。
對農民的偏見程度，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文明與進步。
在當代發達國家，農民( fammer)完全是一個職業概念，指的就是經營農場、農業的人，與商人、工匠、漁民等職業並列。而在許多不發達國家，農民一般不被稱為fammer，而被稱為peasant。這不是一般的翻譯區別，而是一種態度區別。包括中國在內，我們談到農民，想到的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且也是一種社會等級，一種身份或準身份。一般來說，越是不發達的國家，後麵這些含義越複雜。在這些社會裏，“農民”生活方式落後，社會地位低下。並且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包括政府的政策裏)，不僅種田人是“農民”，就是許多早已不種田的人、住在城裏的人，也被認為具有“農民”的身份。在我們的報刊上，“農民工”、“農民企業家”、“農民科學家”、“農民發明家”等詞語層出不窮。這就是說，隻要你未被“有關部門”認可，如招工、錄幹、“農轉非”，農民血統的人就隻能永遠是農民。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富起來了的農民，都願意花幾千上萬元去買一個既無意義也無價值的“城市戶口”，讓一些縣、鄉政府白撈一筆。
但是，改革開放的大潮使倔強好勝的中國農民絕不滿足那種被人歧視被人排擠的地位。他們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主力軍，是中國改革的先驅者，同時也要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弄潮兒。
隻有420戶1420人的江蘇江陰市華西村，一次就從第一汽車集團公司開回250輛捷達。他們以此證明了農民的富裕！
1名福州農民，竟辦起了國內第一家飛機公司。這位叫王均瑤的26歲的農家小夥子，憑著靈活的頭腦和勤奮的手腳，生意越做越大，錢也越掙越多。然而他不滿足這些，他要開飛機公司！1991年初夏是中國航空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頁，王均瑤承包的一架安24飛機從湘江畔起飛後，穩穩地降落在溫州機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條由農民承包的飛機航線從這天起正式啟用。現在王均瑤和另外4位農民合股辦起的天龍包機公司，開通了上海一溫州、上海一黃岩等7條航線。他以此證明了農民的魄力！
1992年10月15日，一條新聞轟動上海：在上海商城劇院拍賣現場，浙江的一位農民一口氣買下6家國有小店，這位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的農民，打入企業界，現在注冊資金達1500萬元，擁有直屬工廠3家，獨資公司2家，合資參股公司2家，員工2300人。
山西潞城縣黃河嶺村農民劉小生以730萬元買下當地一座鋼鐵廠。這位37歲的農民，是黃河嶺村黨支部副書記。當他聞知7445鋼鐵廠有拍賣意向後，便有意買下，經上門爭取，終於如願以償。他豪邁地說：“現在搞市場經濟，農民買國有企業不值得大驚小怪。”
山東省榮成市的農民更不簡單，他們竟買下國家物質部1016研究院。買下這個國家研究院的是農民合股開辦的尋山漁業公司。這家企業已有擁有職工2000人，固定資產1.5億元。近年來，漁業生產突飛猛進，年收入突破億元大關。1997年3月，該公司得知原設在青島的國家物質部1016研究院將要下放地方，公司總經理立即驅車前往，最後以400萬元買下了該院的資產和科研成果。
他們以此證明了農民的能力！
農民不再是係著白頭巾、紮著藍腰帶、唯唯諾諾甚至還帶有一點傻氣的“鄉巴佬”、“土老冒”，而是市場經濟大潮裏一支活躍的生力軍。他們掙脫了黃土地的束縛，以他們的膽略和勤勞，在20世紀的末期，濃墨重彩地寫下了新的曆史。他們第一個衝破計劃經濟的堡壘，他們第一個走向市場，他們也第一個享受到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給他們帶來的實惠。你可以“眼紅”，但你不能不佩服！
鄉鎮企業：撐起半壁江山
當九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確定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必須保持8％時，“老大”(國有企業)還沒有表態，“老鄉”(鄉鎮企業)就發了言：鄉鎮企業將保持18％的發展速度，以保證國民經濟增長8％的落實。
這不是“老鄉”們誇海口。現在的經濟格局裏，鄉鎮企業打個嗬欠，國民經濟則有可能打個噴嚏。
截至1996年底，全國非農鄉鎮企業總數達到139. 63萬個，其中鄉鎮辦31萬個，村辦511萬個，聯戶和戶辦57萬多個。職工人數1. 05億人，超過了國有企業職工的總數。也許許多人認為這不過是小打小鬧的玩意，如開飯店、跑運輸之類。實際上，鄉鎮企業中工業企業達112.7萬個，占總數的81％。其中產值超億元的就有1795家。1997年，我國鄉鎮企業增加值達到1.8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41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1/3，鄉鎮企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4％，利潤總額4400億元，上繳國家稅金1420億元，出口創彙占全國外貿出口商品收購總額的42％。現在，鄉鎮企業光集體資產就達1.1萬億元。這就是說，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工業增加值占據“半壁江山”了，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已是舉足輕重。“八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在國有企業扭虧狀況不很理想的情況下，鄉鎮企業立下了汗馬功勞。據計算，鄉鎮企業速度每增減3個百分點，會影響我國國內生產總值1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每增減2個百分點，會影響全國工業增加值1個百分點。可見，鄉鎮企業已不再是中國經濟棋盤上的單“卒”小“車”，而關係著全局的地位。
不過，有誰知道，今天如此輝煌的鄉鎮企業，卻是在許多人歧視、排擠甚至打擊的夾縫裏發展起來的呢？
鄉鎮企業在新中國成立後就有所萌芽，不過當時僅是附屬農業的“副業”。1958年的“共產風”使社隊企業從農業中分離了出來，小高爐很紅火了一陣；但是，好景不長，此後實行了幾個年頭的整頓、收縮與限製政策，“一夜西風凋碧樹”，鄉鎮企業還沒發展起來就萎縮了。文革期間，又把“漏網”的作為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但即使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中，社隊企業依然是“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到1978年，社隊企業產值達到439億元。
不過，最讓廣大鄉鎮企業職工難以忘懷的並不是這改革開放前20多年的生死浮沉。對他們而言，最令他們百感交集的卻是曆史轉折之後近20年來的酸甜苦辣、陰晴流轉。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逐步提高社隊企業的收入占公社三級經濟收入的比重。忽如一夜春風來，作為中國農村工業主要形態的社隊企業開始活躍。
但是，鄉鎮企業姓“農”的本質，注定了它隻能在夾縫中生存、夾縫中發展。早在1980年，一些人就對要不要發展社隊企業提出了質疑。特別是1981年，許多人提出社隊企業與國家大工業的矛盾，主要是“三爭”(爭原材料、爭能源、爭市場)、“兩擠”(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而到1982年，則幹脆有點“打棍子”、“扣帽子”的味道了：圍繞打擊經濟領域犯罪，稱社隊企業為不正之風的風源。現在看起來似乎有點荒唐，不過當時就鎣點將鄉鎮企業扼死在搖籃裏。
但是，就像農民最不怕風吹雨打一樣，鄉鎮企業的生命力也極強。在一無計劃二無市場三缺辦企業基本要素(資金、勞動力、技術、原材料)的情況下，在部門、所有製排除、限製的夾縫中，在政策起伏有變的情況下，鄉鎮企業仍在堅強地發展，並逐漸壯大。到1983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1017億元，是5年前的兩倍多。
經過反反複複的爭論，經過方方麵麵的調查與研究，中央確認，鄉鎮企業並不是有些人認為的是擠國營、爭市場的“洪水猛獸”，相反是農村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一個新的增長點。為此，1984年，黨中央、國務院以4號文件肯定了社隊企業的發展，並決定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同時出台了一係列旨在扶持與扶助鄉鎮企業發展的稅收、信貸和鼓勵城鄉間經濟交往、人才流動與技術轉讓等方麵的政策。一時間，鄉鎮企業幾乎沒有助跑便立即形成沉舟側畔千帆競發之勢，並一改舊觀，開始了與國有企業“相雄不相讓”的階段。
以後的10年，仍然有許多的反複。這不怪一些人的短視。在計劃經濟體製裏，隻有純而滅純的國營企業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誰會看得慣這鄉鎮企業呢？當時的許多原材料是國家計劃，鄉鎮企業沒有份；銀行貸款要專項指標，鄉鎮企業也不敢奢望。而在此之外，鄉鎮企業還要承受許多的歧視與指責。一有風吹草動，便拿鄉鎮企業開刀。1985年控製鄉鎮企業信貸規模，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頓……當時一位鄉鎮企業負責人說：目前對鄉鎮企業的輿論壓力，大於實際困難。確實，鄉鎮企業幾乎一直是在社會偏見與非議中生存與發展的。靠著農民那股不屈不撓的精神，鄉鎮企業在夾縫中發展壯大起來。1988年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6496億元，1991年達到1.1萬億元，1992年1.76萬億元。
不管你承不承認，服不服氣，鄉鎮企業終於成為中國經濟的一支強大力量。現在，誰也不敢想像，假如沒有鄉鎮企業，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是個什麼樣子。
1993年，中國碣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後，鄉鎮企業終於挺直腰杆、甩開膀子，闊步前進了。到1997年，鄉鎮企業的發展正式法製化了。這年1月1日《鄉鎮企業法》公布實施，1月1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鄉鎮企業工作會議，3月11日，中央下發發展鄉鎮企業的8號文件。這“一法一會一文件”成為我國鄉鎮企業發展史上的“三件大事”，為鄉鎮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帶束了難得的機遇。而1998年的九屆全國人大再次明確了“積極促進鄉鎮企業發展”的方針，鄉鎮企業發展再上台階。1998年，全國鄉鎮企業完成增加值2.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7.5％；銷售收入9.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6％；利潤總額5400億元，比上年增長11％；上繳國家稅金1750億元，比上年增長11.4％；同時吸納農村勞動力300多萬人。
但是，由於目前的經濟環境和市場狀況已遠非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可比，那時是賣方市場，蘿卜快了可以不洗泥，如今市場已發生重大變化，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已有95％的產品處於供求平衡或供過於求的狀態，鄉鎮企業不調整優化產業產品結構，大力開拓市場，則也有可能在市場競爭中落伍。現在便有這種苗頭。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一直是以30％以上的速度發展著，1996年增加值便隻有2106，1997年又下降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鄉鎮企業虧損麵15％左右，比1996年的8％增加了近一倍，虧損額達600億元，比1996年的450億元增加了25％。
寒來暑往，鬥轉星移，中國經濟20年的改革春風化作春雨，催發出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格局，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風多雨急的歲月雖已成為昔日的記憶，但明天的路也並非一平如展。鄉鎮企業，你能闖過去嗎？
二、誰在打農民的主意？
白條傷了農民的心
當中國的報刊熱熱鬧鬧談“白條”的時候，許多外國記者卻總也弄不明白：什麼是“白條”？
有人告訴他們：中國的農民風裏來，雨裏去，臉朝黃土背朝天，像侍養自己的孩子一樣侍弄著那一畝多貧瘠的田土，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棉花，送到糧站，送到收購站，卻隻能得到一張證明繳了糧食、棉花的白紙條，而不能得到現錢。
洋記者很天真：那農民去商店買東西要不要現錢呢？
也難怪外國人不理解。“白條”，也許是中國絕無僅有的東西。
是農民富得流油了，連政府、銀行、糧站都來向他們打“欠條”了？恰恰相反，中國農民最短缺的是貨幣，偏偏他們得不到貨幣！
農民沒有每月按時領的工資，沒有每年往上漲的獎金，沒有人給他們分配住房，沒有人給他們負責治病，而他們就靠著這田裏打的糧食、土裏種的棉花、欄裏喂的肥豬，來換取幾張可憐的鈔票，去購買化肥、農藥、家具，去給子女補繳學費，去還曆年欠下的陳債舊賬，最大的期望，不過是過年了縫一套新衣，醃幾斤臘肉….
偏偏，他們卻隻能得到一張“白條”，一張買不得火柴稱不得鹽的“白條”！
“白條”是誰發明的，現在已難以考證。反正是改革開放後，農業生產剛剛開始發展，農民剛剛解決了溫飽，有人就開始用“白條”來對付農民了。先是糧食打，後是棉花打，以後則什麼東西都可以“秤杆一揚，白條一張”，你要也是白條，不要也是白條，反正沒有現錢給你。
開始還隻是局限於一鄉一縣或者一個地區，數量不大，時間也不很長。但進入90年代，“白條”突然泛濫成災，遍及全國農村，數量超過幾十億元。
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到頭，換回的卻是一張買不得鹽、打不得醬油的白條，沮喪可想而知，傷心可想而知。從天天要頓頓用的油鹽醬醋，到孩子的課本費、來年的種子錢，沒有哪一樣不指望這汗水換來的農作物給家裏帶來希望，帶來生機，而現在，一張白條，讓這希望破滅了，讓這生機消失了。
固然是國家資金困難，銀行缺錢，收購部門無錢，但是，我們難道僅僅能用“資金困難”四個字就把農民打發了嗎？打白條最嚴重的1992年，我國發行了貨幣1158萬元，比1991年增加了1倍，票子已經印得夠多的了，但卻偏偏沒錢收購農副產品。1992年國家銀行發放貸款增加了3570億元，比1991年增長了19. 8％，但收購農副產品的貸款卻反而減少了160億元，錢呢？炒房地產去了，搞開發區去了，修高爾夫球場建賽馬場開夜總會去了！
也許是我們的農民太老實太能忍辱負重，許多人總喜歡打農民韻主意，幾乎所有難以轉嫁的負擔、包袱，都往農民身上攤。反正農村人多地廣，一人轉嫁幾十元，就能填補幾百億元的窟窿，卸掉幾百億元的包袱。他們可以把上十億上百億的資金拿去炒房地產，搞開發區，卻不肯付給農民幾十幾百元收購資金，欠就欠著，隻有農民能欠，你工廠工人遲幾天發工資就會鬧翻天，可農民拿了“白條”卻隻能悶在心裏叫苦。一些地方政府、銀行與收購部門把收購資金、專項農用資金拿去挪用，為了得高利息，得回扣，一挪就是幾個月，農民叫苦連天，他們卻充耳不聞。
農民僅僅是剛剛解決了溫飽，比起城鎮居民還相差很遠，他們實在承受不了這種不合理的公開“盤剝”。許多農民無錢購買生產物資，準備棄田拋土；許多農民無錢供養子女上學，退學失學兒童越來越多；許多農民生活陷入困境，被迫背井離鄉……許多農民無奈之中，把“白條”折價賣給先富者，“白條”成為進入流通的“第二貨幣”……
1992年底，10餘個省人民銀行、農業銀行的行長們被召集到北京友誼賓館，研究如何解決打“白條”問題。來自會議的一項統計震動了人們：僅據這些省初步統計，“白條”就已近40億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因缺少資金未能收購的部分。
任何一個國家，農業不穩，則經濟大亂。這是曆史已經反複證明了的事實。
國務院的領導人已經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不公平地對待農民了！保護農民利益，穩定農業基礎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工作。1992年底，國務院不容任何討價還價地鄭重宣布：1993年1月15日前一定要兌現農民手中的“白條”，讓農民過上一個歡樂祥和的春節。把“白條”兌現與農民過春節聯係起來，足以顯示“白條”問題已經突出到何種嚴重的程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甚至怒不可遏地說：誰再繼續打“白條”，就要誰的腦袋！
許多農民看了電視、讀了報紙流淚了：共產黨還是愛護農民的，國家還是關心農民的！就衝這一點，我們也得認認真真地把田種好。
全國震動了，兌現農民手中“白條”成為各級政府一件頭等大事。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迅速作出反應，宣布立即下放足夠的資金，保證資金按期到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層層組織人員，一級級督促，一村村檢查，一戶戶兌現。
老實巴交的農民，這次得到了特別的尊重，他們歡歡喜喜地兌現了手中的“白條”，雖然經過七折八扣，到手的並不多，但他們滿足了：國務院為他們說了話，撐了腰。這年的春節，中國農村的鞭炮放得熱鬧，龍燈也玩得有勁。
但是，這畢竟隻是一個非長久之計的臨時措施。今年“白條”兌現了，誰能保證明年不卷土重來呢？再說，你如果還嫌“白條”的話，我幹脆關門拒收，讓你“白條”都沒有一張。
說到做到！ 1993年後不準打“白條”了，糧食不要了，生豬不收了，棉花不管了……
《人民日報》報道，湖北建始縣官店鎮“發明”了兩個新玩藝：“花票”與“煙條”。所謂“花票”與“煙條”就是收購煙葉等農副產品後付給農民的一種名為定活兩便儲蓄單實際上卻難以兌現的變相白條。你不要？那你的煙葉、茶葉、藥材就隻能放在家裏爛掉了。
有意思的是，這種“白條”還能在一定範圍內流通，但價值要打折扣。比如到商店購物，須打折20％；買化肥，一包得多付5元左右的錢….變著花樣坑農民，虧他們想得出！
農民負擔壓彎了農民的腰
在銀幕熒屏上，農民總是一幅彎腰駝背的形象。有相聲說，這是被負擔壓的。
河北省遷安縣沙河驛鎮有家姓孟的農民，全家4口人，一年收獲糧食800公斤，而他購買化肥、農藥花了200多元，上繳稅、費400多元。600元錢隻換得800公斤糧食，農民的腰怎麼不被壓彎？
四川省有一個村，人均收入不足400元，人均稅外負擔為154元，占了上年人均收入的38％，農民負擔有多重？誰都能從這裏掂出分量來。
吉林省長嶺縣一農民寫信向中央“告狀”說：1986年他家扣款200元左右，1991年增至750元，而現在快達到1000元了。
某報登載了浙江澄原縣王莊鄉農民朱孫國的一張結算單。朱孫國一家6人，上繳糧食505公斤，應獲金額283元。應扣部分：農業稅81元；鄉村提留每人20元共120元；村級提留每人4元共24元；組級提留每人15元共90元；農田基本建設籌款每人1元共6元。以上合計321元。結果，朱孫國還得倒繳現金38元。
一則令人不敢相信的黑色幽默！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結果還得倒繳錢。
1996年6月14日，河南新縣周河鄉的農民寫信給《人民日報》說：“照這個樣子，誰還當得起農民？！”他們訴說，這裏除了攤派一個跟一個，而且亂罰款亂收費層出不窮。農民發生糾紛找鄉政府調解要先繳錢，取彙款竟還要再繳一次郵寄費，少種一棵樹要繳罰款……
開封市調查，1978年，中國的農民隻要負擔5項稅費，人均為15.58元；到1985年，農民負擔項目增加到27項，人均負擔為24.25元，到1990年高達97項，人均負擔上升到80.19元，占上年純收入的17％。一年一個“台階”，一年一個“發展”。
培源村是贛東北的一個窮山村，這幾年年年喊減輕農民負擔，可這裏卻越減越重，1998年遭遇洪澇災害，早稻絕收，可負擔非但未減，反強行增加了6萬多元。該村盛流華一家5口人，種了4畝2分地，純收入不到1000元，可要上繳的稅費就達750元，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還得借錢繳稅費。那麼他們都繳了一些什麼費呢？村民們說：“繳什麼錢，繳多少，都由村幹部說了算，不繳就不行，繳了連收據都沒有。”村民李英回憶道：“7月的一天，八九個鄉村幹部闖進我家，要我繳400元錢，我問繳什麼錢，他們中就有人嗬斥：你別問這麼多，繳了就是。我說沒錢，他們就把我家的一頭豬牽走了。”
記者一調查，農民糊裏糊塗繳的都是什麼費呢？村支書家裏要裝一部程控電話，村民集資近萬元拉了一根專線；盡管村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什麼農技指導，卻年年要負擔1000多元的農技指導費；讓村民繳的秧盤款更是令村民們莫名其妙：什麼秧盤，我們根本沒有見過！
農民剛吃了兩年飽飯，就有人來打主意了。上上下下那些掌握著權力的部門、單位、地方政府，都把手伸向了農民。修路、建橋、建學校、搞計劃生育、維持治安、訂報紙、入保險……五花八門，名目繁多，但可笑的是，他們還堂而皇之地打著“為農民服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招牌。有個縣婦聯搞創收，調進一批飼料添加劑，每戶攤派兩包，美其名曰幫助農民發展生豬養殖。有一個鄉居然承擔訂閱了來自8個係統上10個部門的68種、6000多份報紙，沒有一個農民見過一張報紙，但每人也得繳5元多訂報費。有個商業部門月餅長了黴，也通過鄉政府出麵，每戶攤兩個。謂之：農商聯盟，農商共建。吉林省四平市的17個農行營業所不認真去搞金融工作，卻插手化肥經營，以每噸高出市場價100多元強行分配給農民，你不要嗎？那你們就別想從我這裏貸款了。湖北省有4個鄉鎮為翻蓋辦公樓、購置小汽車等向農民集資攤派355萬元。還有一些攤派項目，連他們自己也羞於啟齒。在四川某丘陵大縣，地方領導吃喝玩樂的錢是用“特需經費”的名目向農民攤派的。而在湖北江漢平原一帶，這個項目叫“共統費”……一句話，隻有剝奪農民，才是他們最理想的“選擇”。農民老實，農民馴服，農民善良！對2億城市居民不能的辦法，可以對9億農民用；對2億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對9億農民敢做！
針尖削鐵，燕口奪泥，虧他們下得了手！農民再富，也經不起這樣的盤剝。況且，農民的富裕，隻是相對改革開放之前的狀況。事實上，許多地方的農民才剛剛解決溫飽，有的還沒有徹底脫貧。如此把農民當做唐僧肉，都來割一刀，吃一口，傷害的是農民，影響的則是整個農業的發展甚至整個中國經濟順利進行。
農民已不堪重負！逼急了農民隻能把希望寄托在黨中央，寄托在國務院，在帶領他們浴血奮鬥過的共產黨了。
黑龍江省744名農民聯名畫押上書中央，8000餘言飽醮熱淚的辛酸訴說和密密麻麻6麵黑手印，沉重地昭示：農民已不堪重負，不堪忍受沉重的苛捐雜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