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未來中國，誰來種田？
5000萬農民大轉移
農民收入低，負擔重，傷心的是農民，傷害的則是整個的農業生產。
千百年來，視土地為命根子的農民，已經對土地失去了信心。在土裏刨食吃，風裏來，雨裏去，終年的辛勞僅僅是填飽肚子。靠土地發不了財，奔不了小康。現實迫使許多農民離開土地，背井離鄉。
車站爆滿，列車爆滿，城市爆滿，首先還隻是一些年輕的小夥子與年輕的姑娘，現在則是能走的都走，青年、壯年、老年。農村中僅剩下走不動的老人與小孩守著空房，大量田土被拋荒，無人種植。
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國形成，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最引入注目的一種現象。80年代初還隻限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人數僅200多萬人，而現在據估算，全國卷入“民工潮”中的人數有5000萬人—6000萬人，高峰時有7000萬人—8000萬人。在全國各大城市，到處可以看到一群群、一隊隊、一夥夥肩上背著一卷被子，手提一個挎包，行色匆匆的農村青年或農村漢子，潮水般地湧向城市的大街小巷。
從勞動力流動區域來看，已經由最初的限於本縣本省範圍內流動擴大到跨省區流動，主要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1992年，有關部門對全國30個省、10345個村組的調查表明，跨省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已占到轉移勞動力的17％。從東、中、西部來看，跨省轉移的勞動力之比為4：1：1，其中，72％轉向城市。中西部地區由於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經濟不發達，農村就業機會少，務農的效益低，勞動力紛紛湧向廣東、福建、江蘇等省和京、津、滬等大城市。近年來，湧入廣東的農民有400多萬，湧入北京市的也有100萬人。
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潮水般地湧入城市，棲息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從事著最粗最重最髒最累的工作，撿破爛兒收廢品，磨剪子擦皮鞋，掃大街背煤氣罐……隻要能傭口，他們什麼都能幹。他們也不過於計較報酬，反正，在城市裏很少有收入低於農業的活計。再沒本事的，擔一擔籮筐，沿著大街小巷撿破爛，一天最少也能收入10多元，一個月也有300多元，相當於在農村半年的收成；倘是農村大嬸，沒有技術不能進工廠打工，也沒力氣擔收破爛的籮筐，那就去擦皮鞋，擦一雙鞋1元錢，一天擦一二十雙也不是什麼難事。城鄉收入的差異，吸引著過去長年累月在地裏刨食吃的農民，紛紛踏上了進城打工找事做的行列。據專家調查分析，除了已有五六千萬農民已經流入甚至“紮根”城市，還有1億多人正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彙入進城的大潮。
人口的流動，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人類就是在人口的不斷流動中繁衍與發展的。100萬年前，直立人離開了南部非洲，向北非、歐洲、亞洲、美洲開始了漫長的遷徙、流動，如果沒有這一次次的遷徙與流動，人類的蹤跡也就不會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也就沒有現代的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5000年前，中原文化在黃河中遊形成後，如果沒有一次次民族的大遷徙、一次次的人口南遷與北移，就不可能形成今天如此偉大的中華民族和璀璨的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就不會傳遍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不會遍及全中國……人類是就在流動中進化、流動中生存、流動中發展、流動中繁榮的！
80年代萌發、90年代形成高峰的中國農村勞動力大轉移，同樣也不是什麼洪水猛獸，雖然他們不可避免地給城市管理帶來一些難度，但他們對城市建設、市場繁榮與工業發展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的。
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正常的。列寧早就告訴過我們：“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意味著愈來愈多的人口同農業分離。”但中國如此大規模的集中轉移，其原因卻是令人深思的。深層次的原因是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增加。據估計，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有1.2億之多，隨著科學種田水平的提高與農村規模經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通過多種途徑向農業外轉移；而直接的原因則是當前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農民收入少，負擔重。在如此背景下發生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則必然會出現傷害甚至犧牲農業的現象。有的地方一個村子青壯勞力全部進城了，剩下老弱病殘看管著一棟破屋幾畝薄田；有的農戶幹脆棄耕拋地，舉家入城……
“胡子軍”還能支撐多久？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未來中國，誰來當農民？！
按許多人的邏輯，農民的兒子當農民，而事實上，農民的兒子也不願當農民了。
1997年3月26日，《經濟參考報》報道，某地對100所農村小學的1000名農村孩子進行“未來向往的職業”調查，其結果是：有81.5％的農民子弟不願意將來種田。
其實，不是未來，就是現在，也有許多人不願意務農了。農村青年不用說，連農村的一些中年漢子、農村大嫂大嬸們，也在試圖掙脫土地的羈絆，加入進城打工賺飯吃的潮流。
團中央調查，5000萬流動人口中，35歲以下的占710％，並且從外出經商務工的農民的組成看，多為初中以上文化，有一技之長。在四川德陽市外出務工的7244名農民中，35歲以下的占64.8％，其中初中生占95％，高中生占28. 5％。安徽省太和縣進行的百戶調查表明，外出勞動力中，50歲以下的占910％，男性占80％。這意味著剩下在農村種田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
大量調查都表明，外出勞動力均以文化素質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為主。有關部門對全國30個省10345個村組進行調查，在轉移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占6％，小學程度占29.3％，初、高中文化程度分別為510，％和13.7％，受過專業培訓的占27％。
民工潮開始之初，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基本上是農村小夥子和農村姑娘，就是我們俗稱的打工仔、打工妹，而現在，農村漢子走了，農村大嫂走了，連農村大嬸也走了。過去說在農村中種田的隻剩下老人和婦女的“3860部隊”，而現在連婦女也走了，留守農村的是“6061部隊”了，也即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這不是笑話。我們在農村采訪，發現許多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的除了“胡子軍”就是“童子軍”。有個以糧食種植為主的湖濱小村，全村1200多人口，近幾年外出務工的農民達330人，占了全部勞動力的60％左右。許多農戶家裏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一起過日子。有個省級部門對口支援一個貧困村，送去一台變壓器。機器運到村口，請村主任召集一些農民來幫忙卸，可來的竟有許多是胡子都白了的老人。一問，家裏的勞力都進城打工去了。
老人和小孩不僅不具備從事農業生產的體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無法掌握現代科學種田技術，隻能憑老經驗老辦法對付著一年幾茬的莊稼。在一個鄉村采訪時，作者遇見一位老漢正望著一片枯萎的禾苗捶胸頓足。原來稻田裏發現稻飛虱後，他跑到商店裏買回一瓶農藥，卻不知如何使用。等孫子放學回家後，爺孫倆研究了半天瓶上的說明，結果還是把濃度搞錯了。經過這十來年的努力，雜交稻、旱育秧等技術得到大麵積的推廣，對中國的糧食生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現在，懂技術的莊稼漢子進城了，留在家裏的老漢們又弄不懂這新鮮玩藝，隻好又按過去的老辦法搞，能收多少收多少。如此下去，中國的農業將何以發展？
可以想像，靠“胡子軍”支撐的農業，是多麼弱不禁風的農業。況且，“胡子軍”又還能支撐多久呢？隨著大批農村青壯年離開土地進入城市，中國很有可能出現一個務農人員的斷層。即使以後隨著政策的引導，許多進城農民回歸農村，但由於他們長期離開土地，生疏了農業生產，其結果將是身為農民，卻不會種田。因此，從現在起就采取措施，穩定農村務農人員，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五、農業：第三次騰飛
給農業一劑“補藥”
總結曆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從中央到地方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農業已成為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撐點。就連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幹部群眾也從挫折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有錢可以買到糧食，卻買不來一個紮紮實實的“農業基礎”。越是發展市場經濟，越要加強農業這個基礎，成為全黨全國上下的共識。
隨著認識的深化，加強農業不再是空泛的口號。從1995年開始，我國農業出現了新的轉機，這年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國務院明確宣布，哪個省“米袋子”出了問翹，由哪個省的書記、省長負責；哪個城市的“菜籃子”出了問題，由哪個城市的書記、市長負責。緊接著，中央、國務院又提高了部分農產品收購價格，糧食定購價格在1994年提高40％的基礎上，1996年又提高了42％，兩次提價，使糧食綜合平均定價提高了近一倍。1995年，國家計劃內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增長15％左右，有20多個省財政預算內支農比上年增長15％左右。黨中央、國務院還采取了一係列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並確定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改革農產品價格體製和購銷體製、財政補貼體製，逐步調整了工農、城鄉利益關係。逐步開始以工補農、以工建農、以工帶農的機製。1998年3月的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把“進一步穩定和加強農業”放在了首位。要求繼續采取有效措施，確保農業豐收，增加農民收入，保持社會安定。具體包括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嚴格控製城鄉建設用地，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等。
農業問題已成為辛國經濟運行中的焦點和難點，目前農業麵臨兩大任務：一是保證農副產品的供應；二是穩步提高農民收入。由於農業的比較效益較低，要靠農業本身的力量來實現這兩個目標是困難的。因此，我們完全有必要“跳出農業抓農業”，是考慮工業反哺農業的時候了。
中國經濟在過去長期處於農業哺育工業的階段，億萬農民對工業和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於我國工業生產效益始終未能達到理想狀態，所以在我國，不僅本應早就開始的工業對農業的“反哺”未能實現，農業對工業的“哺育”目前仍在繼續，專家們估計，當前農業的這種貢獻額每年仍在1000億元以上。
農業界專家認為，應適時和逐步地從農業哺育工業向工業反哺農業轉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實行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同時對農業生產投入品的價格進行補貼。盡管目前國家財力有限，但我們不得不如此考慮，並逐步實施。
有專家認為，我國農業須再次防止落入“李嘉圖陷阱”。所謂“李嘉圖陷阱”是農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經濟現象。是由於各種經濟要素，資本、勞力、土地等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造成農業萎縮、農產品短缺，進而導致工業化過程的暫時停滯。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已三次落入“李嘉圖陷阱”。分別是1958年—1960年，1978年—1980年，19呂5年—1988年。雖然幾次落入的背景不同，但主要原因大致相同。如經濟部門的發展比例失調，工業部門增長速度較快，農業發展太慢甚至徘徊；農業投入比例下降導致農業增長乏力；農產品相對價格下降導致農民減收；農業增長緩慢形成農產品供不應求，農產品短缺。三次落入的後果都造成國民經濟的暫時停滯，一般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進行整頓和調整。1958年工業增長達54.8％，而農業僅為2.4％，比例高達22. 8：1，結果隨後出現三年困難時期，被迫進行調整，直到1963年才逐步調整過來。1988年的通貨膨脹和搶購現象也是在工農業發展失衡的情況下出現的。脆弱的農業基礎是很難長久支撐20％以上的工業發展速度的。根據專家研究，工農業發展的合理比例應該是2.5：1。
據研究，現在我國已有再次落入陷阱的征兆，表現在農業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工業增長速度，農業投入全麵下降，農民實際收入下降等。在1992年、1993年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工業增長速度分別達到20.8％和21. 1％，而農業發展速度隻有3.7％和4％。江澤民總書記當時就對此敲了警鍾：如果農業長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工業早晚也要掉下來，最後不得不進行調整。他要求寧可少上幾個項目，放慢一點工業發展速度，也要保證農業發展的需要。
為了克服國民經濟的大起大落造成的不利影響，必須防患於未然，采取有效措施保證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保證農業投入的一定增長幅度。
與工業的投入年年擴大形成對照，新中國成立後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從五五時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時期的3.36％，從1984年的6.210，％下滑到1994年的1.7％。
發達國家對農業財政補貼一般都在30％—40％之間，如日本每年為260億美元，占48％。有的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也走過一段農業萎縮的彎路之後，但最後都不得不回過頭來調整政策，主要運用財政手段給農業以必要的支持。美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僅占4％，而政府卻給予9％的財政補貼。德國農業稅收約占全部收入的1.7％，而農業投資卻占國家預算的7％。韓國自1969年以來一直采取糧食高價收購、化肥低價銷售政策，金融上還推行貼息計劃，鼓勵資金向農業部門流動。而我國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名義上是農業總產值的10％，但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衝擊下，幾乎為零，甚至還是負數。1950年—1978年，國家通過價格手段取得的農業國民收入大約為5239億元，農業稅累計819億元，而同期國家通過財政支出返回農民的隻有1577億元。28年間，國家從農業國民收入中征收了4481億元。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取”遠遠大於“給”。改革以後雖稍有改變，但國家經濟政策的不平等，無心中把農民與市民分為兩個世界。工農產品價格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仍然束縛著農業的發展。
農民如何走市場？
在湖北恩施市的大山頂牧場，是一個還非常貧困的地方，但當地的農民卻在用牛奶喂豬，令人不敢相信。原因何在呢？當地人不習慣喝牛奶，而他們又不知道如何將這些城裏人看成寶貝的牛奶運到城裏給城裏人喝。也就是說，他們不知道走向市場。這裏每戶人家都喂了20多頭豬，但很少有人去賣掉，而是全部製成臘肉，三四口之家的牧戶，每年做成的臘肉就有500多公斤。
“中國的農民似乎注定命運多舛。當他們懷著美好的夢想，曆盡艱辛，來到市場經濟的大海邊時，忽然發現，這大海是這麼風高浪急，是這麼深不可測，是這麼無邊無際……”
一位觀察家的這樣一段描述，既形象地標定了當前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曆史方位，又恰如其分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怎樣使中國的農業走向市場？
農民走市場，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困難了。麵對紛繁複雜、瞬息萬變的市場，農戶的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存在著種種矛盾，其中既有自身素質不高的因素，又有政府職能尚未根本轉變的原因。
在農民素質方麵，據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調查，在農戶裏，戶主或決策人不識字的占13.8％，小學程度的占41.5％；此外，有技術專長的農戶占11.5％，受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農戶僅占3.9％，而文盲半文盲占16％。而德國農民，讀過大學的占6.7％，受過農業職教的占53.2％。日本的農民，有大學文憑的占5.9％，高中文憑的占74％，初中文憑的占19. 4％。文化素質不高，加之傳統的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舊體製影響，相當多的農戶在市場經濟麵前，思想保守，視野狹窄，不懂得按市場需求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其次，農戶生產規模小，平均每戶4.76口人，2.63個勞動力，小規模經營的情況下，自給性與商品性並存的特征，導致了生產“小而全”的格局和兼業化的趨勢，以應付市場風險，導致產品的批量小，無力參與市場的競爭。
政府的職能也沒有真正轉變，宏觀調控乏力，農戶進入市場缺乏規範、完善的市場環境，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沒有完全落實，某些產品的種植自主權仍被行政計劃所控製，某些產品的市場經常被行政手段關閉。去年貴州省一些地方強製農民種植烤煙，結果造成嚴重積壓，農民受損失，國家背包袱。
許多農業問題專家研究認為，今日中國農村諸多矛盾的起因，皆在於小生產與大市場的“錯位”。隻有解決這個問題，才能使中國農村的第二步改革真正入門。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一般地說，它的生產規模極小，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因而在規模上很不經濟；它的生產周期特別長，通常以年為度量單位，因而具有相當大的市場風險，機會成本也很高；它的產品是生物製品，它的生產過程是生命的繁衍，因而又多了一重來自自然界的風險……
同時，農產品，特別是作為其“大頭”的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滿足人們某種需求的功能，它還具有社會安全的功能；它可以進入市場自由交易，但它的價格又不能太高太“離譜”，否則因牽涉麵太大而使整個社會難以承受，過低，又會因“穀賤傷農”而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人們會把農業視為“弱質農業”。因此，有人說，農業，即使其產值隻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也仍然不失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
正因為有了這許多的特殊性，所以，即便在那些市場充分發育的發達國家，也無不對農業實施特殊的保護。
綜合各方專家的意見，隻能是通過多方麵、長時期的努力，在農村深化改革，增加農村自身發展的活力。具體是界定鄉村集體產權，明確利益關係，以防重蹈“大鍋飯”的覆轍；建立健全新型社會化服務體係，以幫助農民排憂解難，組建產、供、銷或貿、工、農一體化組織，以拉長農業生產的“鏈條”；開發經營，發育要素市場，以支持農民調整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建設小城鎮，發展鄉鎮企業，以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
在政府方麵，建立新型宏觀調控機製，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包括製訂政策法規，加強監督管理，以保證農民利益不受侵犯；建立風險保障機製，以分散農業生產經營的風險；建立新型農業發展支持體係，引導社會投資，以保證農村基本設施建設與農業科學研究。
農業開發：新的投資機會
隨著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很多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都聰明地意識到，通過投機手段或非經濟手段獲得暴利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正當他們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想進行第二次創業，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的時候，他們驚喜地發現，在當今的中國，惟有農業“商機”誘人。
在人們的印象中，農業是弱質產業，投資大、回收慢、效益不高，這實際上是對傳統農業而言的。隨著科技的進步、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現代農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新的增長點。
農業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由於全球性的資源短缺，作為資源性產品的農產品及其關聯產品將越來越成為短缺商品。農業所擁有的市場份額比任何其他產品都要大。隨著人們生活的不斷改善，使農產品的需求日趨多樣化和高檔化，奢侈的生產已開始進入農業領域，農產品的價格越來越高，市場前景十分誘人。據農業部透露，目前農業項目庫已儲備了3000多項目，需要資金1600億元。同工業領域已經形成格局，沒有太多的回旋餘地相比，農業領域在不少方麵仍存在市場空白，有著較大的投資發展空間。
尤其令投資者放心的是，投資農業風險小。農業得到國家重點保護，是優先發展的重中之重產業，在稅收、貸款、資金融通和外彙調劑方麵都享受著比較優惠的政策，因而盡管投資周期較長，但投資成本小，收益穩健。
近年來，我國相當多的投資者開始重新審視農業的投資機會，並著手調整經營方向。一些工商巨子與外國商人趨之若騖，剛好與農民棄田拋耕形成對照。
1995年12月23日，三九集團、新希望公司、安康集團、中農信飛龍公司、江西遠大、中實集團、如意集團、百富勒集團、內蒙古鹿王公司向海外工商企業發出倡議：工商攜手並肩，振興神州農業！
事實上，在倡議發出之前，工商界的巨子們已經在古老的田野播下了希望的種子。
最先進入農業的是原料來自農業、產品用戶是農民的企業。雲南玉溪卷煙廠把煙葉種植作為“第一車間”來抓，把本地區20多萬戶煙農作為編外職工對待，逐步建立了60萬畝烤煙生產基地。他們把工業利潤作為啟動資金，以12種形式向“第一車間”進行利潤返還，11年中共投入30億，既增加了農民收入，又保證了穩定的原料來源，企業也獲得巨大發展，成為我國第一稅利大戶。四川的希望集團在農業領域摸爬滾打14年，“希望牌”飼料銷遍全國，他們在十幾個省市區建成的50多家企業和上萬個銷售網點，安置了近55萬名農村勞動力就業，希望集團也被評為全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之一，中國飼料工業百強之一。
河南蓮花味精集團以支援農業為己任，對附近農區的玉米，“蓮花”都以高於市場10％的價格全部收購。1994年拿出2000萬元用於企業所在地40萬畝農田的水利建設。
十大企業的聯名倡議發出之後，很快得到工商巨子的回應。
1996年2月9日上午，“希望集團和大寨共同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合作計劃書”在山西省昔陽縣虎頭山正式簽署。
在合作書上簽字的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位是中國飼料大王、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一位則是當年大寨“鐵姑娘隊”隊長、大寨現任黨支部書記郭鳳蓮。雙方一致商定，希望集團出資2560萬元，大寨以場地、廠房等入股，合資興辦“大寨希望農業有限公司”。公司的飼料項目設計年生產飼料能力為20萬噸，投產後產值可達4億元，該項目在1997年五一前投產。同時，公司將帶動大寨村民發展養牛飼料業，並對畜產品進行深加工。
1995年12月底，深圳南方製藥廠會議室，趙新先簽下了該年度最後一項“神農計劃”項目協議。三九集團出資1244萬元，與吉林省農村經濟明星、泡子村共同組建“三九吉林泡子有限公司”，專事延伸玉米深加工產業鏈。
中國農業出現誘人的商機，也令海外商人怦然心動，一些精明的商家早已捷足先登。
以生產保健器材起家，由安康美國(國際)、安康德國(製造)和安康中國(集團)三家公司組成的安康集團在內蒙古自治區開發的70萬畝農場，近一年來已投資4600萬元。
廣東信宜市，僅1994年以來，“三資”農業總投資1. 42億元，經營土地2.13萬公頃，產品全部由冷藏直接運銷港澳，填補淡季市場。
至1995年底，上海已發展中外、滬港、滬台農業合資項目364家，總投資8.6億美元，協議吸收外資5.93億美元。經營範圍涉及到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蓄牧業、副食品加工等諸多領域，均為與生態環境、營養食品、人體健康密切相關的重要產業。
目前在海南投資農業的台商有200餘家，實際投資額1.5億美元。台商李文源，1996年在瓊海興辦了一個400多畝的養殖基地，飼養石斑魚、紅友魚等海水產品，1997年又在瓊山市三江農場投資1000多萬元人民幣興辦了一個1000畝的淡水養殖基地，飼養了100多萬尾台灣單性羅非魚苗，經濟效益相當可觀。
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確定，今後要逐步引導外資投向農業、基礎工業等領域。
三中全會再做農業文章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十五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無論是在中國的黨史裏還是在中國的改革史裏，三中全會都有著裏程碑性質的特殊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召開了5次黨的三中全會，每一次都使中國的改革與建設出現一次大的飛躍。而用一次黨的全會專門研究農村與農業問題，十五屆三中全會則是第一次。在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衝擊全球經濟的時候，中國卻專門研究農村與農業問題，也許有人不理解，而事實上，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之處。
朱鎔基對此解釋說：為什麼我國今天有這麼好的形勢，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幣值穩定，人心穩定，從經濟因素上分析，主要是農業政策的成功，宏觀調控的最大效果也正在這裏。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指出：“我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並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認真總結二十年來農村改革積累的豐富經驗，對於全黨自覺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進一步推動農村乃至全國的改革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年的改革實踐證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係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隻有穩住了農村這個大頭，才有可能把握住全局的主動權。
農村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製約農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因素還不少，農村工作中也還存在著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表現在：生產力落後，主要靠手工勞動；市場化程度低，自給半自給經濟占相當比重；農業人口多，就業壓力大；科技教育文化落後，文盲半文盲數量較大；一些地方黨的農村政策沒有得到很好落實，農民的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不少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偏低，使農民收入增長放慢；農民生活水平比較低，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城鄉差別大，農村發展也不平衡。
不解決好這些問題，不僅農業和農村不能達到既定的發展目標，而且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會受到影響。因此，黨中央下決心，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有鑒於此，在我國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麵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黨中央決定召開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集中研究農業和農村問題，並作出了相應的決定。為了使此次會議精神真正得到落實，12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把穩定和加強農業擺在首位，要求下大力氣抓好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村穩定這兩個突出問題。12月30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具體部署了1999年的農村與農業工作。江澤民總書記在會上強調：近幾年農業連續豐收，農村形勢比較好，但是工作上絲毫不能放鬆。農業麵臨自然和市場兩大風險，農業生產上去很難，掉下來容易，必須始終高度重視。
必須始終高度重視，這就是我們對待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方針和態度！
十五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實現我國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目標的十大方針，包括始終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位、長期穩定農村基本政策、不放鬆糧食生產、實施科教興農等。這一係列方針的提出，無疑將為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更為強勁的推動力。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布後，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通覽全文，人們從中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堅持“三個不動搖”，即堅持黨的農村基本政策不動搖；堅持把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作為整個農村工作的中心不動搖；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不動搖。
2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係統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提出了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政策原則，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從此在全國興起。
20年後的今天，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在係統總結20年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深入分析研究農業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又作出了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它標誌著全黨對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了，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自覺性更高了。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農業已有過兩次大的騰飛。第一次是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農業生產力得到最大的解放；第二次是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製在全國推廣，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迅速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十五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必將有力地指導和極大地鼓舞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開拓進取，開創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新局麵，中國的農業將因此出現第三次騰飛！
農業，正醞釀著一次新的機會，一次新的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