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人能不能養活中國人
餓怕了的中國人，自然最關心：我們還會不會餓肚子？
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吃飯問題都毫無例外地成為擺在中國人麵前的第一大難題。但中國人是否真的像布郎先生說的那樣，要靠吃洋米來生活呢？
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否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吃飯問題。
許多外國人不理解，中國人打招呼，第一句問候語怎麼大都是——
“吃了？！”
“吃了！”
他們不知道，是否“吃了”，抑或更進一步，是否“吃飽了”，對中國人來說是何等地重要。因為中國人為“吃”困擾過，為“吃”擔憂過。翻開我們的家史，哪一家沒有餓死的祖先，哪一戶沒有拄著棍子討飯的故事，而現在60歲左右的老年人，有幾個沒有過餓得兩眼發花的經曆？
難怪中國人對“吃”這樣關心，這樣重視。人多地少的中國國情和供需緊張的中國糧情，注定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中國的第一大難題。
為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中華民族為之努力了五千年，中國共產黨帶領她的人民為之奮鬥了50年，飽經了風霜雨雪，曆經了坎坷曲折……
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不無自信地預言：“中國共產黨能夠奪取戰爭的勝利，但卻無法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曆史已經宣告他的預言破產。而46年後，美國學者布朗又聳人聽聞地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因為他認為“中國開始失去養活自己的能力”。國際社會為此而轟動。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不能不深思一
中國人能不能養活中國人？
一、糧食，中國人的一塊心病
餓怕了的中國人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千古箴言，也是全人類的共識。無論社會如何發展，科學怎樣進步，吃飯問題，永遠是人類最基本的問題。翻開人類的發展史，我們不由清楚地看到，饑餓和反饑餓，是其中最基本的曆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選擇糧食作為果腹之物的國家。早在五千多年前，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就開始種植水稻、粟(穀)、高梁等。一代一代的炎黃子孫，就在這一片片黃土地上，播種收獲，繁衍生息。
中國絕大部分人從事農業。
中國絕大部分耕地種植糧食。
——上下五千年，悠悠一件事：民以食為天！
中國五千年的東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農耕文明。但是，中華民族仍然飽受著饑餓的折磨。翻開史書，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世紀，我們都能看到一頁頁令人觸目驚心的饑荒記載，看到一段段饑民數萬、餓殍遍野的慘象描述。
秦始皇統一中國，雖然采取了一些促進社會發展的措施，但他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極為沉重。他在位時，租稅超過古代20倍，農民被迫把收獲的2/3繳出去，以致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廣闊的原野上到處都是逃荒的饑民。到秦二世胡亥即位，饑民數百萬，許多地方的樹皮都被剝下吃光了。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大肆兼並土地，農民紛紛破產流亡。加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以至全國數百萬饑民無以為食，甚至達到“人相食”的悲慘地步。
明朝末年，封建統治政權極端腐敗，地主官僚瘋狂兼並農民土地，以至9/10的農民淪為無地的佃戶，加上陝西北部大旱，尤其是1628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百姓吃完蓬草、樹皮後，又吃“青草石”，常常腹脹而死，到處是餓殍遍野的慘象。1640年，河南饑民甚至“易人相食”。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絕大多數中國人長期未能擺脫饑餓，擺脫貧困。一代一代的中國人雖然為填飽肚子進行過不懈的努力，但始終未能走出饑餓的陰影。
糧食，是一個國家穩定的基石。打開中國的曆史，我們無一例外地看到，每到災荒紛至，糧食短缺，便出現饑民造反，導致封建王朝的更迭。“無糧則亂”，成為中國社會動蕩的晴雨表。從西周後期發生的“國人暴動”，到陳勝、吳廣領導的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以及後來的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直至太平天國運動，無一不是以饑荒為導火索。
飽經饑餓磨難的中華民族，吃糠咽菜，度過漫長的歲月，最後，他們把希望寄托在領導他們搞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身上。
餓怕了的中國人，期望有一個吃飽飯的年代，這不是什麼過高的奢望，而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
毛澤東歎息：我們的農民不該還吃窩窩頭……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上的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
顯然這有失偏頗。但國民黨的失敗，除了政治的腐敗，沒有有效地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確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誰不重視吃飯問題，誰就可能垮台，這是被中國曆史無數次證明了的事實。
將人民的吃飯問題“置之度外”，這是蔣介石下的一著錯棋。
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倒退，決定了他們不重視中國的糧食生產，不關心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相反，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權，大肆掠奪土地，橫征暴斂，再次把中國人民推到了饑餓的煉獄裏。據國民黨《政府公報》記載：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災，災民1億人；1936年，四川省有饑民10餘萬人吃樹皮，河南漯河至周家口大道兩側的麥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餓殍數具，因無人收斂，被野狗爭食……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饑餓為導火索，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運動。為求生存激起的“搶米”風潮，席卷國民黨統治區許多城鎮。1947年5月6日，江蘇、浙江、四川等十多個省數十座大小城鎮發生了“搶米”風潮，參加的人數以百萬計。許多地方的“搶米”風潮，發展到直接同國民黨政府搏鬥。最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舉推翻了國民黨政權。
中國共產黨則從誕生之日起，就把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放在突出的位置。農民家庭出身的毛澤東，對此尤為重視。早在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領導人民進行土地革命，發展生產。1937年，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減租，就是把地主租給農民土地的租額按抗戰前的標準減低25％；減息，就是規定年利率一般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過一分半。減租減息政策使廣大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農業生產積極性提高，糧食生產得到了較好的發展。
新中國建立後，汲取革命根據地的經驗，1950年開始，中國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借以解放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700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製度的基礎——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至此徹底消滅了。
這一次土地改革，使所有的農民都分到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耕地。他們不僅很快就緩解了自己的吃飯問題，而且農業生產得到了最大的一次解放，糧食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從1950年開始，全國糧食總產每年以1000萬噸的增產量逐年遞增，1953年達到16683萬噸，比1949年增加了47％，並超過了1936年1.5億噸的最高記錄。
為達到讓全國人民吃飽飯的宏偉目標，毛澤東同誌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在他執政期間，有著名的“兩抓”：一是抓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政權得以穩固的基礎；第二便是抓糧食，他認為這是中國人生存發展的基礎。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糧為綱”的標語幾乎刷滿了農村所有的牆壁，成為最響亮的口號。
“糧食是命根子”，“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這是毛澤東反複向各級幹部講明的道理。他認為：“以糧為綱，綱舉目張”，糧食未搞上去，什麼事情都辦不好。除了1958年為了“趕英超美”搞大躍進，糧食的“霸主”地位讓給了“鋼鐵元帥”，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都是把糧食生產放在第一位的。毛澤東告誡人們：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毛澤東不僅為中國製定了“以糧為綱”的糧食生產政策，而且還親自過問具體的糧食生產。他提出的“水、肥、土、種、密、保、管、工”成為糧食生產的“八字憲法”廣為推廣。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甩掉了討飯棍，開始過上了有飯吃的生活。但是，由於受到當時一些條件的限製，加上未有效地控製人口的過速增長，中國的糧食生產發展緩慢，與毛澤東預期的目標存在著相當大一段距離。1958年，全國糧食總產曾達到2億噸，但以後又一直下降徘徊。到1976年，毛澤東帶著一種遺憾離開他的人民時，全國糧食總產仍隻有28631萬噸，人均僅307公斤。許多地方還未能擺脫貧困和饑餓。這位關心人民愛護人民的領袖不止一次地深深歎息：“我們是社會主義麼？我們的農民不該還吃窩窩頭！不應該……”
二、艾奇遜預言破產：共產黨能解決吃飯問題
18個農民的手印改變了曆史
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玻璃框裏，有一張皺皺巴巴的破紙片。
別小看這猶如農村娃兒隨手塗抹的破紙片，它記載的卻是中國曆史轉折關頭一段悲愴的曆史。
共和國經過29年的風風雨雨，進入了1978年。
與共和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比，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但是，由於大躍進的摧殘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的經濟仍然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尤其是中國的糧食生產發展緩慢，許多人的溫飽問題未得到較好地解決。
到1978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雖達到30477萬噸，但由於人口大量增長，人均占有糧食僅318公斤，隻相當於1956年的水平。22年時間僅增加了11公斤，即使與1949年比，也隻增加109公斤，每年僅增加3. 75公斤。農村許多地方尚未解決溫飽問題。
安徽省鳳陽縣，是個聞名全國的花鼓之鄉。新中國成立前，有成千上萬的鳳陽人，拿根筷子敲著碟子，四處流浪，把首“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花鼓小調唱遍了全國。
到了20世紀的70年代，許多鳳陽人居然又重操舊業了。當時，全縣吃糧靠返銷，花錢靠貨款，每人每天分配8兩糧食，吃不飽，隻好出去要飯。到1978年，全縣逃荒要飯的就有兩三萬人，幾年內全縣農村人口驟減了10萬。
這個縣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尤為嚴重。1978年打下的糧食隻有1955年的1/3。幾年之內有60人被餓死，其中有6戶死絕，76人離鄉逃荒要飯。
一個令我們現代人無法相信的淒愴事實！
1978年11月16日晚上，當時這個生產隊的隊長嚴俊昌把窮急了、餓慌了的18戶人家召集到一起，秘密開會。這位38歲的漢子悲愴地對鄉親們說：“俺們得自己救活自己。”
怎樣救呢？
一“我們把土地分了。”他提出，將土地分開，包幹到戶。
有鄉親對他說：“俊昌啊，分田單幹是犯法的事，你蹲牢了，你的幾個孩子怎麼辦呀？你家裏怎麼辦呀？”
誠實樸素的鄉親們商量後，最後一致表示：分田單幹，大家都是心甘情願的。如果幹部吃了官司，大家負責把他們的小孩撫養到18歲。空口無憑，立字為據！ 18個長年累月在土裏刨食卻得不到溫飽的莊稼漢，含著眼淚，顫抖著按下了鮮紅的手指印。
“窮則思變”，這是曆史的必然，是唯物主義的選擇。
就在18名莊稼漢按下手指印的兩天後，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在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嚴峻曆史關頭，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家和最底層的農民們，共同翻開了曆史新的一頁。
鄧小平說：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
1979年，第一個搞大包幹的小崗生產隊用事實證明了他們的做法。這個村糧食總產達6.6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6倍以上，18戶社員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長6倍多。1957年來第一次向國家繳售糧食1.5萬公斤，油料1.2萬公斤。
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裏支持下，安徽省許多地方都開始實行多種形式的“定額包幹”。1979年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讀者來信，指責包產到戶是複辟倒退。就在許多人惶惑之際，鄧小平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管天下發生什麼大事，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
農民的自發行動，終於得到中央高層領導的首肯。1980年，中央正式肯定，包產到戶是農業生產的一種較好形式。
從此，安徽、四川的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的辦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傳播並實施，迅速發展成以“聯產承包責任製”為核心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熱潮。到1984年，全國農村569萬個生產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落實聯產承包的農戶達到1. 84億戶，占總農戶的96. 6％。與此同時，全國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開工作。從1958年8月開始實行了長達26年的人民公社體製不複存在。
這是中國曆史上農業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中國農業生產的一次真正的“躍進”。它以特有的生命力，把長期停滯不前的中國農業經濟推向了一個高峰。
中國政府有能力讓人民吃飽飯
1992年，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除極少數貧困地區外，已基本上解決全國的溫飽問題！
消息發出，舉世震驚：中國政府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在這樣極少的耕地上，解決了10多億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世界糧食史上的奇跡，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壯舉。
我們不會忘記，40多年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那武斷的預言：沒有一個中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中國共產黨也解決不了。
經過40多年的風風雨雨，40多年的坎坎坷坷，中國政府終於用鐵的事實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完全有能力解決十幾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為了這一目標，我們付出了艱巨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製定了“以糧為綱”的農業發展方針，把糧食生產擺在了突出的位置。同時，他組織全國人民大搞水利建設，初步建成了防洪、排澇、灌溉、發電的水利工程係統，為中國的糧食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又使中國的糧食生產得到迅速發展。1979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達到33212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2735萬噸；1984年突破4億噸，1997年達到49250萬噸，比1949年增長4.4倍。1998年，中國雖然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但糧食總產量仍達到4.9億噸，僅比1997年略有下降。
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也同步增長。1979年達到343公斤，1984年達到392公斤，1997年達到398公斤。
根據世界糧農組織的統計，無論是中國的糧食人均占有量還是消費量，現在均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並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除極少數貧困地區人口外，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受到了吃飽飯的滋味。再也不用吃了上頓想下頓、吃了今天急明天了。農民們是倉裏有穀，缸裏有米，想吃多少吃多少，城裏人是捏著票子逛糧店，愛吃什麼買什麼。中國人的臉上，開始泛起紅潤！中國人的心裏，開始感到踏實！
三、中國人還會不會餓肚子？
填飽中國人的肚子要多少糧食
餓怕了的中國人，自然最關心：我們還會不會餓肚子？
這是一個誰都難以回答的問題，但這又是一個我們必須了解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40多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基本上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95％以上的人口擺脫了貧困和饑餓。
這是舉世公認的奇跡，是史無前例的壯舉。但我們還不到不用考慮吃飯問題的時候。中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在吃飯問題上，我們沒有輕鬆的時候。
從1995年我國人口突破12億，到1998年12月31日，全國總人口達到12.48億。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有人這樣描述——
12億多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繞地球50多圈；12億多人張開嘴巴，每天要吞下78萬噸糧食，相當於一個糧食基地縣近100萬畝糧田一年生產的糧食總產量；每天要吃掉4.7萬噸豬肉，需要屠宰生豬100萬頭；每天要喝掉3.6萬噸酒，相當於1.5個杭州西湖水……假如這些東西都用解放牌卡車拉，要20多萬輛。一輛接一輛排下去，能從北京排到南京。
——好厲害的嘴巴！
也許你是一個謙謙君子，也許你有一張櫻挑小口，但12億多張嘴巴，構成的便是一架龐大的消費機器！
很容易理解，這架消費機器最大的消費，也是最基本的消費，便是糧食。它須臾不可缺，天天不可少。
一個人的糧食消費包括直接和間接兩部分。直接消費是人們直接消耗的糧食，包括一日三餐的主食(即口糧)、點心、豆製品、米粉等副食品(即食品工業用糧)，以及飲料酒用糧等。間接消費則是飼養家畜、家禽消耗的糧食，將糧食以飼料的形式轉化為動物肉(如豬肉、牛肉、羊肉、雞肉等)後食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間接消費逐漸成為主要的消費。
根據熱量計算，一個人僅維持生命，每年需要125公斤糧食；如果要保持一定的體力，並保持良好的營養狀態，每年必需消費230公斤糧食。
一個國家的糧食消費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麵：一是糧食生產狀況；二是人們收入狀況，均呈正比關係。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由於黨和政府對糧食生產的重視與對人民生產的關心，糧食消費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據有關專家測算，目前，一個中國人，一年的口糧大約為250公斤，食品工業用糧12公斤，飲料酒用糧15公斤，飼料用糧93公斤，一共大約370公斤。因此，中國政府於1992年宣布，中國除極少數貧困地區外，已基本解決全國的溫飽問題。
雖然如此，我國目前的人均糧食占有量卻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近50年裏，我們作過種種努力，但除1996年外，始終未突破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而這是一個國家徹底解決溫飽問題的一條基線。一些發達國家的人均糧食占有量甚至超過1000公斤，達到“過剩”的狀態。像美國，1987年就達到1143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亞是1838公斤。
人均糧食占有量決定了我們的糧食消費量。1952年，我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是197.6公斤，1957年增加到203公斤，以後由於農業生產滑坡，加上人口迅速增長，糧食消費開始下滑。1963年為183公斤，到1979年為190公斤，平均每月15.8公斤。這就是當時一般國家公職人員每月分配14.5公斤大米還很難到位，必須用一些紅薯之類的雜糧補充的原因。
1979年起，人均糧食消費開始增長。這一年達到207公斤，1988年為249公斤，1990年突破300公斤，現在接近400公斤。人均近400公斤的糧食消費量不僅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整個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它雖然還隻有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均糧食消費量的1/3至1/2，但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並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不過，我國目前的糧食水平還隻能保證我國成為溫飽型的社會，也就是說隻能保證填飽中國人肚子的水平。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人早已不滿足僅僅“吃飽”，而開始追求“吃好”。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基本解決了吃飽的問題後，他們就會必然要求吃好一點，吃精一點，這幾乎是普遍規律。中國人幾千年為之奮鬥力圖解決的吃飽問題，終於在90年代初解決了，而讓人民吃飽了還要吃好，便是當前擺在我們麵前的更艱巨的任務。
直接食用糧食，我們也叫它糧食的直接消費，也就是填飽肚子，它是一個人生存的基礎。而“吃好”的一個標誌，便是肉類食品增加，也就是間接消耗的糧食增加。隨著人們由吃飽向吃好的轉化，動物類食品提供的營養就會超過糧食直接提供的營養。也就是說，人們間接消費的糧食，就可能超過直接消費的糧食。
中國人的動物類食品消費長期處於比較低的水平。1952年人均豬肉消費為5.9公斤，直到1978年也才7.67公斤，每個月不過0.6公斤，大概也隻是偶爾稱點肥肉煎點油開開葷，過年過節才吃一頓兩頓肉。因此，毛澤東當時很是遺憾，跟他鬧革命打天下的人民，一年四季卻連一碗紅燒肉都難以吃到。
1979年後，改革開放政策使人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不僅人們直接消費的糧食增加，而且肉類消費迅速增加。餐餐吃肉、頓頓開葷已成為平常事。1980年，人均肉類消費達到11.2公斤，1988年14.9公斤，1993年31.9公斤，1997年達到43.3公斤。
肉類消費增加，意味著飼料用糧增加。按我國目前的水平，每產1公斤肉，需要消耗3公斤—4公斤糧食(飼料)。因此，近幾年來，飼料用糧成為糧食消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1980年，我國全部飼料糧消費為386.5億公斤，人均39.2公斤，到1994年，便達到1505億公斤，人均125.6公斤，差不多增加了4倍。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個數值還會繼續增加。
共產黨不僅要讓人民吃飽，而且還要盡量吃好，這就給糧食消費更大的壓力。據專家預測，到2000年，中國宣布進入小康社會之際，我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將會達到(也必須達到)400公斤。如果屆時將總人口控製在12.8億內，糧食總消費量需達到5120億公斤，而1997年是曆史上的第二個豐收年，其總產量也才4925億公斤，尚存在195億公斤的缺口。
事實上，這人均400公斤糧食消費還是我們緊打緊計算出來的一個最低數值。我們且不與那些糧食過剩的發達國家相比，但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看，食物消費結構要得到較大的改善，人均糧食消費至少要達到500公斤；而食物結構要得到根本改善，人均糧食消費則不應低於700公斤。這意味著，我們真正要達到吃飽、吃好的水平，人均糧食消費要達到500至700公斤的水平。現在京、津、滬三大城市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就已達到600公斤。因此，有人預測，到2000年，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很可能達到500公斤，總需求量將達到6400億公斤。到2030年，人口16億，總需求量將達到8000億公斤。兩年之內我們能不能增產糧食1475億公斤，32年內能不能增產糧食3075億公斤呢？
黃土地還有多大的潛力
古人特別講究祭祀“社稷”，其中“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天覆地載，大地是人類生命之舟！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依靠上天賜予的這片黃土地生息繁衍，養育了一代又一代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那麼，古老的黃土地還能不能養活當代的12億中國人以及將來的16億中國人呢？
糧食增產隻有兩條途徑：一是增加麵積；二是增加單產。但是，輪到我們這一代，第一條途徑幾乎是不存在了，因為我國耕地擴展也幾乎到了盡頭。如果非要強行擴展，包括砍伐森林、圍墾江湖，其結果將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我們將遭受更加慘重的代價。
戰國末年，我們隻有0.9億畝耕地，0.85億畝糧田麵積，到1949年，糧食播種麵積達到16.5億畝，增加了19.4倍，而從1949年到現在，我國的耕地卻無法再“長”了。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雖然采取過一些殺雞取卵的強製辦法，試圖通過增加耕地來養活日益膨脹的人口，但除1956年、1957年糧食播種麵積超過20億畝，1958年超過19億畝經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億—18億畝之間徘徊，並且從80年代開始出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到1994年，糧食播種麵積降到16.4億畝，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現在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兩倍多。新組建的國土資源部在最新土地詳查的基礎上，確定中國目前的耕地保有量為19.2億畝。即使按這個數字計算，也隻占世界耕地總量的7％。而我們卻要養活占全世界22％的人口，可以相信，我們的壓力之大，中國耕地的負擔之重。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國情，也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沉重包袱。我們的領土僅是俄羅斯的56％，人口卻是俄國的將近10倍。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課題小組”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以中國曆史上最嚴峻的生態環境，負擔著中國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動能力。”
按19.2億畝耕地麵積計算，全國12. 36億人口，人均才1.55畝，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澳大利亞的人均耕地是46畝，加拿大是28畝，阿根廷是14畝，美國是13畝，印度是3.6畝，菲律賓是2.5畝，荷蘭是1.9畝，德國、英國是1.8畝。
從曆史發展看，漢代時，我國耕地約為人均10畝多，到唐代達曆史最高點，18畝左右，到清朝時，隨著人口由不足1億猛增到4億，人均耕地麵積便開始急劇減少，驟然降至不足3畝，而現在我們才1. 55畝。這“一畝半”的國情，注定了中國的糧食生產與消費將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大自然已經注定中國的耕地資源無法再有較大的擴展，注定要靠我們用這人均1.5畝的耕地來養活自己。這是無法改變的現實，我們隻能去適應這一現實，而不能去逃避這一現實。
中國的耕地已像繃緊了的橡皮筋，沒有多大的伸縮餘地了。中國的農民惟有靠自己的勤勞，獲取有限耕地的豐厚報酬，以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
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就在這僅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產了占全世界總量17％的糧食，養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
這是中國農民的驕傲！
1949年，中國的糧食平均畝產僅85.5公斤，1952年也才88公斤，1988年便上升到238.5公斤，1997年達到300公斤，增長了3.5倍。糧食總產，1949年僅11318萬噸，1958年突破2億噸，以後由於大躍進的衝擊與三年困難時期的影響，連續7年又跌到2億噸以下。1966年再次突破2億噸，1978年突破3億噸，1984年突破4億噸，1997年達到49250萬噸，1998年4.9億噸。從11318萬噸到49250萬噸，中國的糧食總產增長了4. 46倍。在耕地麵積無增長的情況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農民創造的一大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