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們已經談到，到2000年中國宣布進入小康社會之際，人均糧食消費必然會超過400公斤，很有可能達到500公斤。即使按400公斤計算，屆時12.8億人口需要5.12億噸糧食，到2030年中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需要6.4億噸糧食。那麼，中國的黃土地還能不能生產出這樣多的糧食呢？
如果我們一一分析中國糧食的各個要素，則不難發現，中國的糧食生產雖還有一定的潛力，但難度相當大。
首先，我們受到耕地麵積逐年減少的製約。按國土資源部的最新土地詳查資料，中國目前的耕地保有量為19.2億畝，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土地是人類生存的場所，沒有土地，就沒有農業，萬物就沒有存身之地。
中國的國土麵積雖有960萬平方公裏，僅次於蘇聯和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但是，中國人卻忽略了貌似廣袤的國土，可耕地僅占10％，人均耕地僅1畝多，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目前全國有666個縣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畝的警戒線。湖南省是我國的主要產糧省，最近統計，5年前，該省人均耕地麵積尚有0.82畝，現在下降至僅0.76畝。福建省的人均耕地麵積甚至降到了0.57畝，而同樣是我國糧食生產大省的四川省，人均耕地也降到了0.8畝這一國際警戒線上。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靠這幾分田，我們又能指望生產出多少糧食呢？
難怪我國的農民負擔重，難怪我國的農業發展慢！
而我們仍然在殺雞取卵，仍然在飲鳩止渴，有限的耕地仍然在大量喪失！
據統計，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間，中國淨減少耕地共6432萬畝，相當於減掉了一個農業大省四川省的全部耕地麵積，平均每年430萬畝。
1985年，耕地減少2300萬畝；
1986年，減少1600萬畝；
1987年，開始執行《土地管理法》，當年仍減少1200萬畝；
1988年以後，耕地減少勢頭雖然得到一定的遏製，但卻沒有能完全阻止住每年耕地麵積的繼續減少，尤其是進入90年代後，隨著開發區與房地產熱，耕地減少的速度迅速增加，麵積越來越大。
1992年，全國“開發區”熱，一年就丟掉了2500萬畝；
1993年，淨減少485萬畝；
1994年，淨減少657萬畝；
1995年，淨減少583萬畝。
40多年來，我國累計減少的耕地麵積相當於1個法國、2個英國、4個日本。1949年，我國人均耕地2.7畝，到1997年，人均耕地僅剩下1. 55畝，49年，減少近一半。
耕地減少不隻是一個數量概念，而且具有質量含義，因為減少的耕地大部分是生產能力較高的良田。如果減少的耕地每畝年產量平均按500公斤計算，則在現有的耕地減少態勢下，中國每年將減少近25億公斤的糧食生產能力，大約相當於1000萬人口每年的口糧消費量，僅僅彌補因耕地減少而損失的糧食生產能力就需要留存耕地畝產年遞增2公斤。顯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劉巽浩在《二百年後不耕不種的中華大地》的論文中，不無憂慮地警告中國人：如此殺雞取卵，200年後，中國農民將無地可種。
劉巽浩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推算，50年後，中國人均耕地隻有0.7畝，和現在的日本人均占有耕地麵積一樣。日本的糧食有2/3是靠進口的，也就是說，中國是個農業大國，但50年後，吃糧問題將也要和日本一樣，靠進口來維持生計。劉教授進一步說，200年後，耕地將要減少20億畝，即所有的耕地都占光了。
中國的農民將無地可種，這絕不是聳人聽聞。如果現在還不立即刹車，十幾億中國人將麵臨餓肚子的尷尬。缺少耕地，就意味著失去了生存的基礎，糧食增長也就成了無本之木。
再次，我國的糧食生產的複種指數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1952年，我國土地平均複種指數為130. 9％，1966年達到142.6％，1978年達到151％。近十多年，基本上維持在150％左右。而長江以南的廣東、湖南、江西等省份，一般都在200％以上。這意味著我們靠一年多種幾茬莊稼來增加糧食產量，事實上也可能性不大了。因此，我國的糧食播種麵積無法再有大的擴展。現在，如果耕地不再大幅度減少，我國的糧食播種麵積尚可以維持在16.5億畝的“警戒線”上下，最樂觀的狀況是到2000年，還能有16億畝。
麵積沒有擴大的餘地了，惟一的途徑便隻有靠增加單產了。如果到2000年，我國還能保持16億畝糧食播種麵積，要生產出5.12億噸糧食，平均畝產必須達到320公斤。到2030年生產出6.4億噸，平均畝產要達到400公斤。而我國糧食產量最高的1996年，平均畝產也才305公斤。這意味著在3年裏，我國的平均畝產要增加15公斤，在33年內要增加95公斤，接近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生產成本，包括加強水利建設、提高科技含量。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曾對2000年我國的糧食產量進行過三種預測。
第一種預測：糧食生產維持現狀和隻作局部改進，耕地麵積平均每年600萬畝，糧食播種麵積僅15.67億畝，平均畝產298.5公斤，糧食總產量達到47750萬噸，按12.8億人口計算，人均373公斤，低於目前水平。
第二種預測：加大糧食生產力度，增加農業投入，耕地麵積平均每年隻減少400萬畝，糧食播種麵積能達到16億畝，糧食畝產能達到328公斤，屆時，糧食總產量將達到50295萬噸，糧食產量409.8公斤。
第三種預測：介於二者之間，糧食播種麵積15.9億畝，平均畝產313.5公斤，總產量達到50015萬噸，人均糧食產量391.8公斤。
全麵考察中國的糧食生產，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糧食生產有困難，也有潛力。如何克服困難挖掘潛力，則是擺在我們麵前的艱巨任務。
1994年不是一場虛驚
現在的中國人，似乎遠沒有像我們的父輩們那樣關心和重視自己的吃飯問題。對於他們來說，餓肚子是一個遙遠如荒古時代的記憶。在他們看來，出門有米買，餐餐有飽飯吃，糧店裏有堆積如山的糧食，商店裏有琳琅滿目的食品，飯店裏有香氣撲鼻的美味佳肴，我們何須擔心餓肚子？
填飽肚子後就忘記餓肚子，這恰恰就是危機所在！
就在有人打著飽嗝設計豪華夜總會、規劃高爾夫球場的時候，一場糧價暴漲風潮席卷全國。許多人這才惶惶然：我們是否又要勒緊褲帶過緊日子了呢？
事情就這麼怪，我們剛才還在為農民“賣糧難”傷透腦筋，一夜之間便掉了個頭，到處一片“買糧難”，糧食價格節節攀升。
1993年11月，廣東省的糧價首先上漲，並且以每公斤0.3元—0.5元的漲幅向鄰近省波及。僅一個多月時間便影響全國，幾乎所有的省市糧價都出現大幅度上漲。廣東省的標一米最高價達到每公斤2.8元，上海2.6元，北京突破3.0元。據糧食部門統計，1993年11月—12月，全國糧食價格上漲幅度達到80％以上。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各省糧食經營單位一律限價經營，以平抑糧油價格。但此舉並未完全控製上漲勢頭。進入1994年，糧價繼續上漲。在廣東，“貓牙米”每公斤漲到4元，在湖南，晚秈米每公斤賣到3元。
糧價上漲引起了社會的劇烈波動，許多市民卷入了搶購糧油的浪潮。一麻袋一麻袋買，一板車一板車地拖，結果越搶越漲，越漲越搶，惡性循環。一些地方開始實行地區間封鎖，進行糧食管製，關閉糧食流通渠道，或隻準進不準出。有的地方開始重新實行糧食分配製，一些糧食商販則乘機屯積居奇，哄抬糧價，更加製造糧食緊張氣氛，推波助瀾。
從1993年11月開始，廣東省的韶關、惠州、東莞等地各糧食銷售點購糧的人突然增多，且購買數量增大。12月中旬以來，上海出現爭購大米的現象。南京、南通等部分個體、集體、國有糧油店已相繼脫銷。
糧食是萬物之首。糧價漲，必然拉動所有糧食轉化商品的漲價，並帶動其他生活消費品的價格上漲。統計部門統計，糧價上漲，至少牽動了一千多種商品的價格上漲。
首先是飼料、酒類、豬肉、餅幹等商品以成倍的價格上漲，接著而來的是日用消費品，最後連彩電、冰箱這些耐用消費品也卷入其中了。中國終於出現了1988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通貨膨脹。1993年全國零售物價上漲13％，1994年再攀高峰，達到21. 7％，居民生活費用價格上漲24.1％。
糧價暴漲，引起全國性的恐慌。受市民搶購和一些糧食販子趁機囤積的影響，許多地方銷盡庫存，開始出現脫銷。
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脫銷，惟獨糧食不行。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迅速部署，打開國家糧倉，立即拋售250萬噸專項儲備糧，3.2萬噸商品儲備油。
1994年1月，國家直接安排140個火車專列，首批運送了70萬噸糧食。陝西、山東、安徽、北京等許多省市也都陸續拋售地方儲備糧。
一時間，在全國的鐵路上，我們看到一列列糧食專列呼嘯而過，在主要的公路上，一排排糧食車隊飛馳而來。幸好，我們倉裏有穀，手裏有糧！
經過國家采取一係列宏觀調控措施，到1994年下半年，糧價上漲勢頭才基本控製，但這已經處於一種高水平了。
糧價穩住了，但我們的心還懸著：這按住的皮球還會不會反彈？
這一次的糧價風波，發生在連續幾年糧食豐收的情況下，這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現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有農民糧食收購價提高的預期心理和惜售心理；有少數群眾對稅製改革的誤解；但最關鍵的一點，卻是我們對糧食購銷體製的錯誤理解。
中國從1951年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體製，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對保證全國的糧食供應，起了較大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以計劃經濟為框架的僵化體製越來越暴露其弊端，尤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80年代末期，沿海一些地方率先對這種體製進行了改革，1992年11月1日，全國宣布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和經營，到1993年底，全國95％以上的縣市放開了糧食價格。
糧食價格和經營的放開，結束了我國實行了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曆史，標誌著我國的糧食生產、流通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遺憾的是，我們錯誤理解了“放開”的概念。以為放開就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否認糧食作為特殊商品的性質，誰願經營就可以經營，愛怎麼漲價就怎麼漲價。認為國家再采取任何平抑糧價、穩定糧食市場的措施，都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都是走回頭路。
一個錯誤的觀點，便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會對關係國計民生和社會安定的糧食價格完全放任不管，相反，任何一個國家對糧食都是政府管理，對糧食價格實行幹預。糧食價格政策成為各國糧食政策的主要內容。從美國的價格支持政策到日本的管理價格製度、歐共體國家的幹預價格和門檻價格，等等，無不是對糧食價格的嚴格監控。農業生產較為發達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糧食價格管理更為嚴格，幾乎由小麥局一手製定，統一收購，最後以彙總成本製的方式支付。日本對糧食的管理很細，它的大米市場多年都是不放開的，最近迫於美國的壓力放了一點，但並不放得很開。進口的大米便宜了，照樣還是賣國內高價，用外貿賺的錢補貼本國農業。韓國也是不放開的，前兩年放開了，結果也出了亂子，總理、部長都辭職，以謝國民。
除了糧食價格和經營放開後撒手不管外，糧食生產受到忽視也是這次糧食風波的一個重要原因。
首先在沿海地區，賺錢的門路廣，發財的機會多，誰還瞧得起費力不討好的種糧食？反正腰包裏有錢，票子一甩，不愁糧食不來。他們瀟灑地宣稱：“不種稻子吃大米，不種小麥吃麥子。”於是，稻田成了開發區，糧農當了歌廳老板。糧食種植麵積年年縮減，本是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卻一年比一年減少。票子終究當不得飯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頭馬”飽肚子，最終隻得向鄰近省“討糧”吃，恰巧內地省也不殷實，結果引發一場糧食漲價風潮。
內地一些糧食產區腦筋轉得也不慢，沿海人隻賺票子不種稻子，我們為什麼偏要給人家作嫁衣裳？種糧食吃虧，搞農業沒戲，於是產糧省也不願多產糧了。什麼賺錢種什麼，成為一些基層領導向農民灌輸的第一個“市場經濟”觀點。
糧食生產的基礎地位開始動搖。
1993年，全國糧食播種麵積為16. 51億畝，比1992年減少了7200萬畝。南方的幾個省幾乎全部減少300萬畝以上。到1994年，正是糧食漲價風潮席卷全國之際，許多地方仍未引起足夠重視，糧食播種麵積比1993年再度減少1700萬畝，成為近十年糧食播種麵積最少的一年。當年糧食總產量44450萬噸，比1993年減少120億公斤，全國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糧食減產。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1994年的糧價為何“一路高歌”扶搖直上。幸好，我國的糧食底子厚，專項儲備糧庫存充裕，才使我們順利渡過難關。
據測算，按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水平，糧食播種麵積必須在16.5億畝才能基本保持供需平衡，因此，16.5億畝是一條警戒線，跌破警戒線，就意味著有餓肚子的危險。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隻有1949年和1985年兩年跌破警戒線。而到1994年，我們又落在了警戒線下。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如果不迅速恢複，糧食短缺將日趨嚴重。
到1995年，糧食生產終於嚴肅地擺在了各級政府的麵前。大部分地方領導開始意識到再不抓糧食，就有餓肚子的危險了。當年全國糧食播種麵積恢複到16. 44億畝，1996年達到16.5億畝。全國重新確定了糧食生產的核心和主導地位，並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製，各級政府一把手親自抓農業，親自抓糧食。與此同時，國家建立和完善糧食儲備製度，保證掌握足夠的糧源，加強糧食市場管理，維護正常的糧食流通秩序。
4年過去了，我國的糧食生產又走上了正軌，並連年豐收。繼1996年全國糧食總產達到5045億公斤的曆史最高峰，1997年糧食4925億公斤，成為曆史上的第二個高產年。糧食庫存充裕，糧食價格平穩，許多地方在糧價上漲風潮中重新恢複使用的“糧本本”也被絕大多數居民鎖進了抽屜。
但是，1994年的警鍾卻還在我們的耳邊回蕩——什麼時候忽視農業，什麼時候忽視糧食生產，什麼時候就要出問題！
四、中國政府宣布：中國人能養活自己
中國不是地球的負擔
就在1994年我國掀起糧價暴漲風潮之際，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高鼻子洋人發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一時間，不僅引起了中國人重視，而且也引起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關注，因為這位洋人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觀點：中國將成為地球的負擔。
這位高鼻子洋人叫萊斯特·R·布朗，是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1994年9月以來，布朗相繼就中國未來的糧食問題發表了一係列看法，形成一套獨特的“未來中國糧食觀”。他認為，2030年中國將出現無法養活自己的局麵，世界也無法向中國提供足夠的糧食，於是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尖銳疑問，並進而提出“不能養活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
據布朗先生預測，自1990年至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減少20％，而糧食需求卻大幅度增加，因此造成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都無法彌補的糧食缺口。他說：“沒有任何先例可以用來評估今天中國異常快速的糧食需求……中國人口以每年1500萬的速度增長，而地下水位卻在下降，以前種莊稼的地方現在蓋起了工廠。到2030年，中國經濟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可能使它的糧食消費從人均不到300公斤增加到400公斤。這樣一來，35年後中國就不得不進口大約3.69億噸糧食。這麼多的糧食，即使中國買得起，世界也無法供應，無論以怎樣的高價……”
據布朗分析，到2030年，中國大約將減少一半的糧田，而今後40年中人口卻會增加4.9億，這樣人均耕地將繼續下降到0.45畝，幾乎隻是1990年的1/3。即使耕地不再減少，而僅僅是由於人口的增加，中國的人均耕地也將下降到0.8畝。而目前中國糧食的單產水平已經相當高了，水稻單產已接近日本，很多地方的小麥單產已超過美國，因此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減少20％。
而根據布朗的計算，隻考慮中國人口的增長，中國在2030年的糧食需求將高達4. 79億噸，而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隻有2.72億噸(比目前下降20％)。這個數字，幾乎等於1994年全世界糧食出口的總和。
布朗進一步分析，富裕起來的中國人還不會隻滿足於吃飽飯，也不會滿足於偶而出現在飯桌上的那幾小塊雞腿或紅燒肉。他們還想吃得更好些，最好頓頓有魚、有肉、有雞、有蝦……如果考慮這些因素，以2030年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400公斤計算，屆時中國全年的糧食需求將高達6. 41億噸，這樣，中國糧食供應的缺口將高達3.69億噸。布朗似乎自己也被他所推算出來的數字驚呆了：因為這個數字是目前世界全年糧食出口量的兩倍。因此，布朗說，中國的錢再多，也沒有地方能買到它所需要的糧食。所有的糧食出口國合在一起，也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進口需求。
布朗先生研究中國的糧食形勢精神可嘉，但他不是關心中國，而是害怕中國人會從他們的飯碗裏搶飯吃。因為他把中國未來的饑餓問題看成是一個全球問題。他認為，中國的糧食短缺將是世界的糧食短缺，中國的糧價上漲將是世界糧價的上漲，中國人的土地危機將成為每個人的土地危機。他甚至說：
即將出現的中國的巨額的糧食進口將會向整個世界發出一聲響亮的醒世呼喚。它將給我們這個已擁有57億人口的星球帶來巨大的生態衝擊。它將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安全”的定義，因為食物匱乏和經濟不穩所帶給我們的威脅將比武力侵略更為可怕。
布朗還充滿恐怖地告誡：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並不像我們通常所想像的那樣，出現在為貧窮所困擾的索馬裏和海地，而是出現在經濟發展的中國。
綜合起來，按布朗的說法，未來的中國必然出現糧食危機，而這種危機是整個世界也無法解決的。中國將成為地球的負擔，成為人類的負擔。導致這種狀況的出現，不是中國農業的失敗，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正如一位新華社記者評論的：“中國農民飯碗裏多了一點肉，令華盛頓一批環保主義者感到惶恐，他們認為，中國人對雞、肉、蛋，甚至牛奶、啤酒和冰淇淋的胃口越來越大，將會把世界市場上出售的糧食全部吃光……”
中國有能力自己解決吃飯問題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另一位美國人——國務卿艾奇遜就斷言過：沒有一個中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中國共產黨也不能解決。
曆史已經使他的預測破產，而現在布朗又聳人聽聞地拋出“中國糧食危機”，其用意何在呢？
中國科學院生態中心副研究員、《誰來養活中國》的譯者康曉光認為，布朗的分析是嚴肅的，但又是片麵的，而他的結論則是荒謬的。他認為，布朗低估了中國糧食增長的潛力。他在低估了中國的耕地麵積的同時，又高估了目前單產水平，從而錯誤地認為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已達到了自然資源所允許持續產量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進步的可能性。同時，布朗在把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做類比時忽略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重要區別——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呈現高度的空間不平衡性。就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糧食產量下降的同時，西北省份的糧食產量卻在上升。目前，“北糧南運”、“西糧東調”的格局已經形成並將長期存在，這使中國糧食產量下降的時間會大大延後，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將小於日本和韓國。
康曉光進一步指出，世界上饑餓和貧困是早已存在的現象，過去和現在，中國並沒有大量進口糧食，但世界上的貧困和饑餓並未因此而消失和減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錫文認為中國並不存在布朗說的糧食安全問題。1978年—1995年18年間，我國進口糧食2.26億噸，但也出口糧食1. 08億噸，進出口相抵年均淨進口為657萬噸，隻占中國糧食年消費總量的1.5％，隻占世界糧食進口量的6％。中國糧食的生產和供應是正常的，有充分保證的。
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爾伯格也認為，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國和世界各地農民的能力。如果真的像布朗預測的那樣世界糧食價格上升，那麼糧食產量也會緊跟著大大增加。因此，真正麵臨糧食危機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國。美國農業部預計，在今後幾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每年增加約1％。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小麥、玉米和大米產量將分別增加90％、80％和54％。世界糧農組織專家尼科斯·亞曆山德拉托斯估計，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國的穀物(小麥、玉米和大米)種植麵積減少2％，其穀物產量也可能會增加68％。
中國農業部前部長劉江則用一係列確鑿可靠的數據向世界宣布：中國人完全有能力養活自己。
在1996年3月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劉江指出，從1949年至1984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由1.1億噸增加到4億多噸，年均遞增3.7％，人口雖然由5.4億增長到10. 43億，但人均糧食占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1984年至1995年，我國糧食生產又跨上了4.5億噸的新台階，年均遞增3％。肉類、水產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分別達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現在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糧食安全問題的重大貢獻。
而未來的中國人，也完全能夠養活自己，到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預計需要糧食6億多噸。按這個目標，今後平均每年糧食產量要增加40億公斤，年遞增率不到1％。這個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國內外專家的大量調查與研究都一致表明，中國未來的糧食有困難，但並沒有大的危機，中國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布朗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自力更生，是我們對世界的承諾，也是我們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心。國家主席江澤民強調指出，12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隻能靠自己來解決，也完全能夠自力更生地解決。在1996年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中國有能力解決好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是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未來15年和更長的時間裏，中國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糧食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會持續增長。但無論是從經濟還是技術的角度看，中國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1997年3月19日，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豪邁地說：“中國由於農業政策的成功，已經連續三年豐收，中國糧食的庫存現在已達到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負責地說，中國即使再遭受兩年大的自然災害，糧食也不會缺乏。”
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說，未來的中國，不僅不會成為地球的負擔，不會給世界帶來危機，而且還將是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將對解決全球的溫飽問題作出重大的貢獻。
征服饑餓：中國人的世紀之戰
對於未來中國的糧食形勢，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但也沒有必要過分悲觀。大量的事實已經表明，中國的糧食生產有困難，但更有潛力，關鍵在於需要我們付出艱巨的努力。
1.國土，我們的生命所在
中國的糧食危機，實際上就是國土危機。在這方麵，我們有著深刻的教訓。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耕地麵積已由最高峰時的22億畝下降到現在的14. 34億畝，而現在耕地減少的勢頭仍然沒有完全遏製，每年仍然有幾百萬畝耕地在我們的腳下消失，許多地方仍然在熱衷於建高爾夫球場、修別墅賓館，許許多多的墳墓還在爭搶活人的立足之地。國家國土局負責人不無憂慮地指出：“照目前的速度，200年後，我國將無地可耕！”
除了耕地保護，就是耕地挖潛了。據資料普查，全國還有成片可墾耕地5億畝左右，其中近期可以開墾為耕地的約有1.2億畝；有零星荒地1億畝，近期可以開墾的約有5000萬畝；還有適墾灘塗5000萬畝。另外還有自然災害和基本建設損毀的耕地在1億畝以上，複墾50％就可新增耕地5000萬畝。
從生產潛力上看，現有耕地中有2/3(即9億多畝)仍處於中低產水平，畝產水平在兩三百公斤左右。隻要因地製宜進行改造，平均每畝僅增加糧食產量25億公斤—37.5億公斤，全國就能增產糧食500億至750億公斤。
從三大糧食作物的單產潛力看，我國糧食中水稻和小麥的單產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玉米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三者也都還有潛力可挖。我國目前至少有1億畝耕地可建成“噸糧田”，而現在一般在400公斤左右。
目前我國的土地複種指數為155％，如果普遍達到160％，就等於增加5000多萬畝耕地，可增產糧食2000億斤。
以上幾項加起來，至少可增產糧食3900萬噸—5700萬噸。另外，目前我國技術進步對糧食增產的作用隻占30％，發達國家一般占60％ —80％。如果我們提高到50％甚至70％，就能增產糧食4500萬噸—9000萬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