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初步結論，隻要我們充分挖掘糧食生產的各項潛力，全國糧食總產量到2030年將達到6.4萬噸—6.5億噸。屆時，中國人不僅能養活中國人，而且將生活得比現在更好。
2.人口：鬆不得的翹翹板
人口也是左右中國糧食消費形勢的一項最基本因素。根據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國人口承載量的極限是16億左右。絕不能超過17億。因此，國內外一致把16億劃為中國的“生命線”。
據國家統計公布的資料，到1998年12月31日，中國的人口是12.48億，比上年淨增1184萬人。國家計生委要求到2000年，人口必須控製在13億內，2010年在14億內，2030年在16億內，以後盡量穩定並呈負增長而有所下降。如果按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提出的10.1‰的自然增長率，我們基本上可以實現這一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各級政府始終把計劃生育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不能有半點的麻痹，更不能有一絲的放鬆。這也是保證將來中國人餓不餓肚子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3.開發“無形糧田”
在耕地嚴重不足，提高單產的潛力也有限的情況下，節約糧食實際上是最好的糧食增產。而這一點卻被大多數人忽視。無論在大學的食堂、豪華的飯店還是農家的養豬場、街頭的垃圾堆，我們都可以看到令人觸目驚心的糧食消費現象。且看被我們忽視的糧食損失和浪費。
一是播種損耗。我國糧食作物年用種量大約為200多億公斤，占總產量的5％，遠遠高於一些農業發達國家。如果推廣精播技術，不僅能增產糧食，而且可節約種子用糧1/3到1/2，全國每年可節約種子用糧65億公斤—100億公斤。
二是收獲(收割、脫粒、晾曬)損耗。每年600億公斤，總損失率達15％，大大超過聯合國糧農組織推薦的5％的平均產後損失標準。如果把產後損失率降低到10％，一年可減少糧食損失200億公斤。
三是貯存損耗。據估計，全國近5000萬隻老鼠，一年就吃掉糧食200億公斤—400億公斤。
五是加工損耗。許多農村糧食加工設備差，水平低，每年損耗糧食50多億公斤。
六是生活浪費。全國每年家庭在飯桌上要浪費30多億公斤，150餘萬家餐館、飯店每年要倒掉136億公斤食物。
七是釀酒消耗。全國4萬餘家白酒廠、1000多家啤酒廠，一年耗糧241億公斤，足可供12億中國人吃一個月零十天。
以上幾個方麵，我們每年損耗糧食就達到1162億公斤，差不多占了1997年4925億公斤的1/4。等於4.8億畝糧田一年生產的糧食，可供2.7億人口吃上一年。
我國的耕地資源有限，並且還在逐年減少，這將嚴重製約我國的糧食生產。而在我們日常生活裏，在我們的工作中，隻要稍微注意，就能節約幾億畝糧田的糧食。難道這不是一塊更有開發價值的“無形糧田”嗎？
從我國糧食生產潛力與我國糧食消費趨勢看，這塊“無形糧田”將更有助於解決我國的糧食供求矛盾，關鍵在於我們認識它，重視它。
在“有形糧田”裏辛勤耕耘的責任，落在了數億農民的肩上，而在“無形糧田”裏開發利用的使命，則落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我們必須為之盡一份責任，作一份努力。
五、糧食流通體製改革：1998年重頭戲
流通不暢，糧食不旺
日升日落地球轉動24小時，全國國有糧食係統便發生1億元的虧損，每分鍾6.9萬元；2000多億元的財務掛賬，攤給400萬糧食係統職工，每人5萬元……
發端於1953年的中國糧食流通體製，雖然經過無數次的改革，無數次的調整，但仍然沒有改變“背著生產者、抱著消費者、拉著經營者”的僵化形式，既不利於發展糧食生產，也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朱鎔基認為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緩”的地步。
糧食流通體製，成為1998年中國改革的重頭戲！
美國新聞記者丹·摩根在《糧食巨人》一書中，這樣描述糧食的重要性：“在現代文明中，糧食是世界上惟一比石油重要的資源。”因此，當今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都把糧食作為一種“政治作物”來對待。這不僅體現在糧食生產上，而且還體現在糧食流通上。
考察中國的糧食狀況，我們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裏，中國的糧食生產與糧食市場，一直處於一種周期性波動的狀態，並且是一種聯動波動的形式。具體地說，就是糧食一豐收，往往引起糧食市場的供過於求，糧價下跌，農民出現“賣糧難”；“賣糧難”必然挫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結果隨後便出現糧食減產，這時，糧食市場又供小於求，糧價波動，市民又出現“買糧難”；“買糧難”自然引起一片恐慌，於是又迅速采取刺激糧食生產的政策，糧食再次豐收，隨後又再次“賣糧難”……如此周而複始，以至這20年來，中國政府不是為“賣難”苦惱，就是為“買難”操心。這種現象到90年代愈演愈烈。1990年糧食增產，出現“賣糧難”，持續到1993年上半年，各級政府還在為“賣糧難”傷腦筋，到下半年風雲突變，出現“買糧難”，經過中央采取一係列調控措施，到1995年上半年，糧食市場漸趨穩定，糧價回落。但人們剛鬆了一口氣，1996年秋收以後又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麵，我們又陷入了“賣糧難”的窘境。
對於這種不是“賣難”就是“買難”的怪圈，我們過去習慣於從生產上找原因，把這種市場波動簡單地歸結為糧食生產的豐歉變化。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我們的各級政府就像水缸裏按葫蘆，哪隻起來了按哪隻。“賣糧難”來了，糧食生產放鬆一下，以減產來求得平衡；“買糧難”出現了，則又“以糧為綱”，動員農民多種與多繳“愛國糧”……
應當說，受氣候、災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糧食生產的波動是正常的，但糧食生產的波動是否會導致市場的波動，進而市場的波動是否會加劇生產的波動，則關鍵是要看有沒有行之有效的市場製度，有沒有完善的糧食流通體製。在計劃經濟體製裏，我國糧食一直處於短缺狀態，自然沒有“多了”“少了”的煩惱；加上強製性地統購統銷政策，因而也不會有“賣難”、“買難”的“為難”。但在市場經濟體製裏，沒有完善的流通體製，就難有穩定的糧食市場；而沒有穩定的糧食市場，也就難有穩定的糧食生產。這恰恰是被我們長期忽視的一個方麵。過去，我們一提糧食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糧食生產問題，沒有想到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麵，那就是糧食流通，它不僅決定了糧食消費是否平衡，糧食市場是否穩定，而且還直接影響著糧食生產的發展。
從加強糧食生產、保護農民利益、穩定糧食市場的角度，我們必須進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而從糧食經營的方麵，我們也不能不進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了。全國國有糧食係統2000多億元的財務掛賬，每天近1個億的虧損窟窿，這一切都達到了國家財政無法承受的地步。因此，朱鎔基出任總理後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便是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工作會。他認為，現行的糧食流通體製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問題，既不利於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緩”的地步。他嚴肅地指出：“不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責權關係不清，中央財政不堪重負，影響經濟發展全局；不改革，國有糧食企業就難以扭轉虧損，不能擔當糧食流通主渠道的重任；不改革，不利於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必將影響到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增長。”
事實上，從1953年中國確立統購統銷的糧食流通體製以來，我們也進行過多次的改革。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1987年實行“活一塊、死一塊”的“雙軌製”；1990年實行“穩購、壓銷、提價、包幹”的政策；1991年放開糧食統銷價格；1992年有些地方實行了糧食收購、價格和市場的“三放開”；1995年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製和“兩線運行”和政策；1996年實行保護價收購政策……但是，除1992年那不切實際的“三放開”外，其他許多次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小修小補，小改小革，由於沒有觸及原有體製政企不分、責權不明、流通不暢、體製不順等深層次的矛盾和弊端，因而作用不大，效果也不明顯。有的改革由於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今天改過來，明天又不得不改回去；有的改革由於既要保留計劃經濟的基礎，又要體現一點市場經濟的特色，反而造成許多漏洞……
中國的流通體製改革不僅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且是到了必須全麵改、徹底改、係統改的時候。經過兩年多的醞釀，1998年，中國的新糧改正式啟動了！
緊鑼密鼓搞糧改
1998年的新糧改，啟動於1998年，但起源卻在幾年之前。
1994年的糧食風波，使中國的政府和中國的民眾都感覺到，中國的糧食流通體製已明顯滯後於中國整體的經濟體製改革，成為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發展與中國糧食市場穩定的一大障礙因素。如果我們不盡快改革與完善糧食流通體製，那麼，中國的糧食出問題，則不僅可能出在糧食生產上，也可能出在糧食流通上。過去隻重生產不重流通的做法，顯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
1994年以後，我國相繼推出了“米袋子”省長負責製、國有糧食企業“兩線運行”、按保護價收購農民餘糧等一係列改革措施，對初步理順糧食流通體製起了較大的作用，成為1998年新糧改的序幕與前奏，為1998年新糧改鋪平了道路，掃除了部分障礙。
但是，以上這些改革都還是比較零散的局部改革，缺乏完整性和係統性。而目前中國的糧食流通體製需要的是整體的改革，全麵的改革，徹底的改革。因此，新一輪的糧改開始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醞釀之中了。
早在1996年10月，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就在大連召開的部分地區糧食工作會議上指出，糧食流通體製到了非改不可、不改過不下去的時候了。
1996年大連會議後，國務院成立了糧改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對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方案的起草、修改和製定。領導小組本著慎重、穩妥、務實的指導思想，組織各方人士多次座談，廣泛征求意見，經過上百次的修改，到1997年底，基本上形成了以“四分開一完善”為主要內容的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整體方案。
1998年3月19日，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正式把糧食流通體製改革作為新一屆政府“五項改革”的第一項改革推出。
從此以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成為新一屆政府最引人注目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3月24日至26日，朱鎔基總理在長春召開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四省區黨政主要負責人座談會。朱鎔基在會上指出，我國糧食生產連年獲得豐收，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現行糧食流通體製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既不利於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突出的問題是，國有糧食企業經營機製轉換滯後，富餘人員過多，管理不善，收購資金被擠占挪用問題非常嚴重，國有糧食企業財務虧損掛賬使得財政和銀行不堪負擔，糧食流通體製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
4月27日到29日，全國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新一屆政府組成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工作會議。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朱鎔基指出：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緩的時候了。他強調，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四分開一完善”，即實行政企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新老財務賬目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製。他要求，各地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要加強領導，周密部署，精心組織，抓好落實，紮實細致地做好工作。確保各項改革措施順利實施，務必達到預期的改革目標。
這次會議討論了即將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決定》。會議認為，現行糧食流通體製仍然沒有擺脫“大鍋飯”的模式，國有糧食企業管理落後，政企不分，人員膨脹，成本上升；同時又嚴重擠占挪用糧食收購資金，導致經營虧損和財務掛賬劇增，超出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這些都說明，現行糧食流通體製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當前國民經濟繼續保持高增長、低通脹的態勢，糧食連年豐收，市場供給充裕，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具備深化改革的宏觀環境；同時，經過近幾年的實踐，我們已經有了在歉收和豐收兩種不同情況下，有效調控糧食市場的辦法和經驗，為深化改革提供了內部條件。
在這次會議上，朱鎔基強調，深化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實施的一項重大改革，也是當前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朱鎔基要求，全國要立即統一行動，嚴格實行糧食順價銷售，不準降價虧本銷售，防止發生新的虧損掛賬。
以此次會議為標誌，1998年新糧改在全國正式拉開大幕。5月10日，國務院以“國發[1998 ]15號文件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決議》，作為這次新糧改的行動綱領。
6月1日，朱鎔基主持召開國務院第4次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糧食收購條例》。6月3日，國務院召開了糧食購銷電話會，朱鎔基在會上提出：糧改事關大局，務求必勝。6月6日，國務院發布244號令，正式實施《糧食收購條例》。
一環緊扣一環，步步向前推進，體現了這次糧改的決心與力度。為了進一步提高對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認識，統一新糧改的思想，7月23日—25日，國家計委、國家糧食儲備局、國家工商局和中國農業銀行共同主辦了全國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學習班。在學習班開始時講話的則是總理朱鎔基。他又一次剖析了現行糧食流通體製的矛盾和問題後，強調指出：要“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準確把握糧食購銷改革的各項政策，緊緊抓住當前工作的重點，確保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順利進行。”
8月5日，為了規範糧食購銷市場，懲處糧食購銷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維護糧食市場秩序，國務院以第249號令發布施行《糧食購銷違法行為處罰辦法》，從此，執行糧食收購政策納入了法製化軌道。
10月14日，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把深化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寫入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當前，各地和有關部門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統一認識，堅決貫徹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和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三項政策，加快國有糧食企業自身改革，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新機製，確保糧食流通體製改革順利實施，達到預期的目標。”
11月7日，國務院發布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同意的《當前推進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意見》，著重從健全機製、完善配套政策和抓好組織落實三個方麵，進一步明確了糧改的有關政策措施。
在一年的時間裏，連續召開了4次全國性的專題會議，出台了兩個條例法規，並由國務院發布了十餘個相關文件，國務院總理親自部署督查，七八個部委配合落實，如此規模和力度，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還是不多見的，由此可見新一屆政府對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重視，也從中可以看出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確實也是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並且是“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糧改思路：“三項政策，一項改革”
中央關於糧改的方針政策，是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後提出的，能夠把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更好地結合在一起，既符合廣大農民的利益，也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能穩定糧食市場，保障糧食供應。
所謂“三項政策”，就是指以保護價對農民手中餘糧敞開收購，以高於收購價的價格順價銷售，用於糧食收購的貸款資金封閉運行。“一項改革”則是國有糧食企業自身的改革。這三項政策和一項改革，實際上是環環相連、絲絲相扣的：執行第一項政策，把住收購關，真正掌握糧源；執行第二項政策，順價銷售，杜絕出現新虧損；執行第三項政策，確保收購資金封閉運行，嚴格監管，保證資金及時足額到位和適時收回。這三項政策和糧食企業改革又是相互配套、相互補充的。
對於“三項政策、一項改革”的糧改思路，朱鎔基總理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解釋。
朱鎔基認為，堅決按保護價敞開收購，才能有效保護農民的利益，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保證糧食生產穩定增長；也隻有按保護價敞開收購，國有糧食企業才能掌握糧源，實現糧食順價銷售。前些年，在糧食流通領域，一方麵是所謂政策性虧損掛賬越來越大，造成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麵，又因為不能及時、敞開收購，或收購打白條子，代扣各種不合理費用，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此外，流通渠道不暢，也造成糧價低迷。近年來，糧食生產不斷發展，市場供應充足，但這絕不是說我國的糧食生產已經過剩，我們這個12億人口的大國，糧食問題是絕不可鬆懈大意的，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是萬萬打擊不得的。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是保護和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必須采取的措施，也是我國當前糧食購銷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有糧食企業要堅持糧食順價銷售的原則，這是國有糧食企業不再發生新的虧損、逐步做到消化過去虧損掛賬的重要措施。所謂順價銷售是指，國有糧站、糧庫(包括糧庫所屬的加工廠)等糧食收儲企業必須以糧食收購價格為基礎，加上合理費用和最低利潤形成的價格進行銷售，絕不允許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糧食加工和批發、零售企業虧本銷售。現在市場糧價低，主要是兩個方麵原因造成的：一是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的政策沒有真正落實，致使農民把部分餘糧低價賣給個體、私營糧商；二是相當一部分國有糧食企業低價虧本銷售糧食，這不僅為私商和個體加工企業提供了低價糧源，而且極不應該地大量增加虧損掛賬。因此，國務院強調，全國各地要統一行動，堅決執行順價銷售政策，不準再發生新的虧損。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對那些“逆向操作”、低價虧本賣糧造成嚴重損失的糧食企業，要嚴肅查處。
為了確保糧食收購不打“白條”，監督糧食企業不低價虧本售糧，防止發生新的擠占挪用，必須切實做到收購資金封閉運行。糧食收購資金要嚴格按照“庫貸掛鉤”，“錢隨糧走”的辦法供應和管理，確保糧食銷售後能及時足額將貸款本金、利息歸還農業發展銀行。農業發展銀行按收購計劃及進度，保證收購資金及時到位，收一公斤糧，給一公斤糧的錢，監督使用；國有糧食企業賣一公斤糧，必須還回一公斤糧的本息，不得擠占挪用。農業發展銀行要切實加強資金監管，對低價虧本售糧造成貸款難以收回或擠占挪用糧食收購資金的，要停止貸款，並堅決查處。各級政府應把糧食企業風險基金列財政，確保項目，做到及時撥補、足額到位，管好用好。
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麵，也是前麵三項政策能否實施的前提，就是國有糧食企業要有改革的緊迫感、危機感，要加快自身改革，切實轉換經營機製，真正麵向市場，做到自負盈虧。要堅決實施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和再就業工程，大力改善經營管理，降低流轉費用，提高市場競爭能力。隻有這樣，國有糧食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也才能真正發揮好糧食流通主渠道的作用。
這次新糧改方略吸取了過去糧改的經驗和教訓，既不重走統購統銷的老路，也不走一放了之的絕路，而是把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機製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一方麵，完善市場形成糧食價格的機製，健全糧食市場體係，促進國有糧食企業成為市場主體，放開放活糧食零售市場，這些必然加強市場經濟機製優化配置糧食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麵，進一步健全國家糧食儲備，充實糧食風險基金，實行糧食保護價製度，實行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隻許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到農村收購農民的餘糧等，這些宏觀調控措施的主旨在於保持糧食總量平衡，維持市場穩定和保護農民積極性，不僅不會削弱市場經濟機製的作用，而且會保證市場經濟健康順利發展，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和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
糧改方案：“四分開一完善”
新糧改確定的改革方案，便是“四分開一完善”，即實行政企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新老財務掛賬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製，更好地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消費者的利益，真正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符合我國國情的糧食流通體製。
一是政企分開。政企不分不僅造成國有糧食企業吃財政和銀行的大鍋飯的狀況，而且是造成糧食流通不暢、體製不順等諸多弊端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糧食企業需要具備企業的性質，參與競爭，自負盈虧，但國有糧食企業由於受其經營的商品本身性質的限製，又存在著許多不同於企業的特點。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國有糧食企業隻要按照國家的指令性計劃完成各項任務就可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種兼顧本身就是一種矛盾。不改變這種政企不分的局麵，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就根本無從談起。因此，此次的新糧改把政企分開作為首要的內容來進行。
所謂政企分開，就是通過分離人、財、物，使糧食主管部門與糧食企業真正脫鉤，使企業成為真正的經濟實體。糧食行政主管部門代表政府，應對全社會糧食流通進行管理，要與糧食企業在人、財、物等方麵徹底脫鉤，不得參與糧食經營，不得直接幹預企業的經營活動。所有國有糧食企業，包括鄉鎮糧庫，都要麵向市場，實行獨立核算，降低生產經營費用，增強競爭力，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不承擔糧食行政管理職能。
二是中央與地方的糧食責權必須明確劃分。糧食工作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體製。省級政府要對本地區糧食工作全麵負責，確保本省糧食供求的基本平衡。而中央的主要責任則在於製定中長期糧食發展規劃；搞好全國糧食總量平衡；確定糧食購銷政策和價格政策的基本原則；對糧食進出口實行統一管理；負責中央儲備糧儲備和管理並承擔費用與利息補貼；搞好糧食流通設施的規劃，負責中央直屬庫的建設；推動全國糧食市場體係的發展，指導和協調省間糧食調劑與調運；發生特大自然災害或全國性的糧價大幅度上漲時，動用中央儲備糧和采取其他方式救災、平抑糧價；出現全國性糧價大幅度下跌時，及時收儲中央儲備糧。總起來說，中央政府集中抓好全國糧食供求總量的宏觀調控，地方政府則對本地區糧食生產和流通全麵負責，發展糧食生產，搞好糧食收儲，保證糧食供應，穩定糧食價格。
三是糧食儲備和經營必須分開。中央和地方的儲備糧與企業經營周轉糧要在管理上分開，真正做到儲得進、調得動、用得上，並節約儲存成本費用。要加快完善中央和地方兩級糧食儲備體係。無論是產區和銷區(特別是銷區)的政府都必須保證有充足的合理糧食儲備。
四是將新老財務掛賬分開，並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分擔，限期歸還。中央財政將負擔除少數主銷區以外的虧損掛賬在限期內的全部利息。糧食企業要通過減員增效、改善經營、降低費用、提高效益，尤其是堅持順價銷售的原則，保證不發生新的虧損，在還本限期內，從經營利潤中逐步歸還虧損掛賬的本金。為確保今後不再出現新的掛賬，要切實做到收購資金封閉運行。今後，糧食收購資金要嚴格按照“庫貸掛鉤”的辦法供應和管理，堅決實行“錢隨糧走”的辦法，確保糧食銷售後能及時足額將貸款本息歸還農業發展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要切實加強對糧食收購、調銷、儲備資金的全過程監管。嚴禁再出現擠占挪用糧食收購資金的情況，對違反規定者要堅決查處並停止貸款。
五是進一步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製。今後在正常情況下，糧食價格主要由市場供求決定，糧食企業按市場價格經營糧食。為了保護生產者利益，政府製定糧食收購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餘糧；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政府製定糧食銷售限價，作為調控目標。當市場糧價低於保護價或超出銷售限價時，依靠儲備糧吞吐等經濟手段，通過調節市場供求，促使市場糧價穩定在合理水平。
糧食流通體製改革運行一年來，從總的情況來看，進展比較順利，並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突破，如政企分開、收購資金封閉運行、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等。1999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工作報告中肯定道：“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穩步推進，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基本停止了新虧損。”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由於認識不一致，行動不協調，在糧改過程中，也還存在著對糧改政策缺乏全麵準確理解、一些地區沒有嚴格執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糧食和“戶繳戶結”的政策、糧食收購市場還沒有完全管住、有的基層糧食部門、國有糧食收儲企業仍搞“逆向操作”，低價虧本售糧，有的甚至弄虛作假，套取國家財政補貼等現象。為此，朱鎔基總理強調指出，中央關於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方針和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的，應當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糧改成功與否，事關改革發展大局，事關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事關社會的穩定，各級政府和各行各業都應當重視、支持糧改工作，在實踐中創造出一個既保證維持一個合理糧價，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又保證可以順價售出，讓市場、消費者承受得了；同時，使國家不再為糧食購銷而承擔虧損的，糧食生產者、消費者和國家三方都滿意的那種糧食流通新體製。
現在，糧改進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越往前走，難度越大，困難越多。但我們不能有任何的猶豫與鬆勁。按朱鎔基的話說，就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這關係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朱鎔基給我們算了一筆賬，糧改成功後，除了能實現保護農民利益、促進糧食生產的目標外，還可以減少銀行掛賬500億元，減少中央財政補貼300億元，加在一起就是800億元，這還未包括地方財政的補貼。這幾百億資金，無論是對國家財政還是對國民經濟發展都無疑是巨大的支持。
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是保證中國人能在下世紀吃得飽、吃得好的一個相當關鍵的方麵。黨中央、國務院一致認為，新一輪的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符合中國的國情，經得起曆史的考驗，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下去，不能發生任何動搖。
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糧食問題的重視，有幾億農民對糧食生產的努力，有全中國人對糧食形勢的關心，我們完全有把握說，在下世紀，我們一定會吃得更飽，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