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的“進退搖擺”讓四川的官員們左右為難，此次收購從一開始就被高調地宣傳為“民營高科技企業重組老牌國有企業的重大改革”，如果托普真的半途退出，無疑是讓各級官員都百般難堪的事情。於是，盡管官員們對宋如華“師爺式的狡黠”非常憤怒，可是也隻好陪他咬牙往前衝，四川省及自貢市兩級主要領導人分頭到中國證監會“做工作”，最終中國證監會同意豁免托普的“全麵要約義務”。1998年4月6日，收購案塵埃落定，托普受讓川長征48.37％的國家股，需支付1.0996億元，其中7791萬元是川長征高價購買了托普的股份，其餘近3000萬元，則是自貢市國資局“全部借於川長征用於未來發展之需”。也就是說，宋如華沒有從口袋裏掏出一分錢，就憑空得到了一家上市公司。
借殼“川長征”一役讓宋如華在資本市場上暴得大名，其進退詭異，設計機巧，幾乎是牽著官員們的鼻子走。多年後，他得意地回憶說：“我這叫掌握主動，步步為營，每走一步就釘下一個楔子，造成既成事實，叫對方沒有退路。”不過，商業上的任何得失都有報應，宋如華在此役中所表現出來的處心積慮，讓先前那些無比信任他的四川官員們頗為寒心。日後，托普陷入信用危機時，四川全境再無人肯出麵為之緩頰解困，這些自然已是後話。
軟件園： 跑馬全國成地主
就某種意義而言，“西部軟件園”其實是一個商業地產項目。
在商業理念上，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嚐試的模式：通過產業基地的打造，把眾多高科技企業吸引到一起，以實現集約效益，體現高科技企業的孵化器效應。作為園區的投資商和管理者，托普的長遠效益非常可期。印度的班加羅爾以及中國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都是可以借鑒的模式。1995年，蘇州與新加坡政府聯合啟動的蘇州工業園區更是一個近在眼前的樣板。托普之所以被資本市場追捧，其實也是看好它的模式優越。1997年的宋如華其實有這樣的機會：依靠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資本市場的信賴，把“西部軟件園”這個項目落到實處，做到極致，真正地引進一些高科技公司，或許真有可能建成中國西部的一個“矽穀”。
在公開的運作上，宋如華似乎也在朝著人們的期望前行。在收購川長征後，他組建成都西部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將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引入，讓其以無形資產入股的方式成為第二大股東，宣稱“將把‘西部軟件園’建成國內最大的軟件中心和工程中心，爭取到2000年實現產值50億元，2010年達到500億元，在2050年趕上國際一流的高科技園區，產值達到500億美元”。在紅光鎮的那塊菜花田上，也蓋起了軟件工廠、別墅群、對外學術交流中心以及一家用於接待的高級賓館。可是，他的宏大建設工程到此就止步了。接下來，他施展出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擴張行動。
對於已經在概念狂熱和資本炒作中難以自拔的宋如華來說，將一家又一家科技企業引到園區中來，靜下心來把“西部軟件園”一磚一瓦地建設好，實在是一件太漫長的任務了。他想要把“軟件園效應”數十倍、上百倍地放大，如果羅馬城不能在一日之內建成，那麼，他寧可另建“帝國”。
他的計劃是，借著“西部軟件園”的轟動性效應，把軟件園模式“複製”到全中國去。很快，他又像數年前推銷計稅軟件係統那樣飛遍全國，忙碌而充滿激情，此刻，他推銷的是“軟件園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