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例讓人聯想到廣東的“孟浩事件”。2006年，廣東省政協委員孟浩因接獲某中學生遭遇不公的求助，求訪廣州市教育局領導，遭到該局工作人員的粗魯對待和報警威脅。次日，廣州市教育局甚至發函至省政協，要求成立“聯合調查組”，嚴肅處理孟浩。然而，在廣東省政協的強硬回應，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以及公眾輿論壓力之下，廣州市教育局最後低頭認錯。這一事件可看做是政協在行使社會監督權方麵一次重大勝利。
“如果每一個委員都有孟浩這種意識和勇氣的話，我覺得政協和人大的監督作用會發揮得更好！”劉文儉說。
立法缺位監督實踐有心難行
腐敗總是從權力膨脹開始。要鏟除腐敗，就要限製權力。“政府從本源上講是接受人民的委托、為人民辦事的一個組織機構，但是時間長了之後，政府的一些部門往往都想把自身的權力搞得大一點。”劉文儉分析說。
“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需求，然後是受到別人尊重的需求，那麼你手中有權力，就是受到別人尊重的一個前提條件，你有權力往往就能受到別人的尊重。所以，政府每一個部門的人，都不希望削弱權力，而是希望加大。”
劉文儉從理論上解釋了政府的權力擴張為何難以遏製，解釋了官僚權力欲望的必然性，而試圖從政府內部誕生力量去阻止權力擴張是徒勞的。最明智的方法始終是從外部引入規製。引入哪一種力量的規製則是最核心的問題。人大和政協，應是一支最理想的規製力量。
目前，在國內的立法中，對於人大的相關規定則已經比較詳盡，2006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詳細規定了地方人大如何對政府進行審查、檢查、質詢、特定問題調查。不過，這一法律也對人大代表個人的監督行為產生掣肘，因為依據該法律，人大代表的監督職能基本上要體現集體意誌，也即人大委員會的集體決議，若想以個人意願進行督意，總得經過一係列繁瑣程序，勢必降低了監督積極性。在這一點上取得立法突破，可以進一步地激發人大係統的活力。
在政協方麵，法律缺位較為明顯。中國民主促進會青島市委副主委趙高潮說，對於政協委員而言，對政府進行監督是毫無疑問的權力，但在具體的某個場合的某個事件，政協委員應不應該介入，又常是難以判斷和富有爭議的。這是立法缺位帶來的實踐不便。
在立法上，推進人大、政協的權力範圍，為代表和委員介入政府決策過程打開方便之門，是最為理想的防治腐敗方式。人大和政協作為反腐力量的新增長點，值得在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執政布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後記
中國文化熏陶下，中庸者眾，奇葩者少。在今年“兩會”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失聲，以及麵對媒體時敷衍的一句“我隻是過來學習的”，就反映了這種明哲保身的心態。
然而，社會的每一次進步又常常是奇葩推進的，諸如打假鬥士方舟子，叫板鐵道部和環保部的律師董正偉，曝光雷政富視頻的記者朱瑞峰，皆屬人中“怪胎”，社會“奇葩”。偏偏是這些“怪胎”、“奇葩”，最終被證明促進了社會某一步質的飛躍。
據記者觀察，在人大、政協之中，奇葩型的代表也大有人在，他們對潛規則視而不見，偏偏要與法律形式上賦予的權利較真，要求質詢政府，旁聽法院，走訪部門，討要說法。他們比在兩會上“放炮”的委員更可敬。
總之，政府應當慢慢習慣外界對自身的各種質詢、懷疑和要求，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亦應習慣對政府事務進行法律框架內的監督。一退一進，反腐局麵將能海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