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應該管那麼多。美國就一個商務部，商務部是管市場的，不管企業，我們不是，一直管到企業去了。不僅是商務部，科技部、財政部、工信部都這樣，因為有了權就有錢。整個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進，要一個個解決這些問題根本沒有辦法。現在問題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從問題出發去找出體製的原因，然後梳理。根據輕重緩急、配套關係，搞出一個所謂的路線圖。
分配改革在於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先要分析分配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了。根本問題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有問題。從投入方麵看，資本的比重越來越高，勞動的比重越來越低。結果在分配上，資本的收入就越來越高，而勞動的收入越來越低。而資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擁有不了的，資本的擁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業，企業又以國有企業為主，私營企業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業，結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傾斜，向國有大企業傾斜。
所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資在整個增長中的貢獻，要提高效率，或者技術進步。具體來說，就是要提高在增長中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的比重和專業人員的比重。從分配上說就是勞動者的比重要進一步提高。
轉變增長模式不是喊個口號，黨中央做個決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場上要優勝劣汰之外，對勞動者要進行培訓，要普及義務教育。日本人從明治維新開始重視教育，搞了兩三代人經濟才起飛，我們現在大量的農民工連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接受。廣東有大量的農民工子弟，當地政府沒有將農民工子弟的教育與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視同仁，當地政府說，農民工子弟應該回到家鄉去讀書。現在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結果社會問題就不斷發生，打群架什麼的在廣東經常出現。外地人的孩子也無法就業，本地人靠房子獲利，兒子、孫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學習，所以一個小事就能引起幾千人打起來。
我們在互聯網應用方麵有幾個數字，在世界的排名已經連續三年下滑。我們現在的平均帶寬還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網人數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億人左右）增長就很慢很慢，但人家還在增長，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說我們的光纖基幹網，以我們的人數，1條就夠了，算上戰備，2條就夠了，但過去我們全國弄了6條，現在正在另建廣電的1條。政府把市場分隔了。搞電子政務的時候，各個機關都搞自己的係統，最後這些係統連不起來，而且有意不讓它連起來，比如說公安部掌握的企業信息和商務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為自己的財產壟斷起來。
根本的問題在於，政府不應該管那麼多。美國就一個商務部，商務部是管市場的，不管企業，我們不是，一直管到企業去了。不僅是商務部，科技部、財政部、工信部都這樣，因為有了權就有錢。
為什麼要頂層設計呢？就是因為存在這些問題。整個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進，要一個個解決這些問題根本沒有辦法。現在問題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從問題出發去找出體製的原因，然後梳理，根據輕重緩急、配套關係，搞出一個所謂的路線圖。
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線圖來，要明確提出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我認為這事不可能由國務院來做，還是要由黨中央直接來做。當然有些同誌主張恢複國家體改委，但根據過去的經驗，1984年那一輪改革方案也不是國家體改委做的，是成立一個方案辦做的。1991～1993年那一輪是黨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個總體方案起草組是中央直接領導的，起草組組長就是當時的中辦主任溫家寶，另外配合的有16個調查組，調查組是中財辦派的，當時中財辦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黨中央直接抓的，這次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重啟改革。打破“黨國大公司”
所謂“國家辛迪加”問題，不是一個國企的問題，而是體製的問題。列寧把它叫“國家辛迪加”，東歐的改革派經濟學家用了更加現代的說法，叫做“黨國大公司”。其特點是：一方麵有市場，另一方麵，國家掌握著所有的“製高點”，“製高點”在中國的翻譯叫“命脈”，這個東西是我們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