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羅馬與新羅馬
專欄
作者：劉仲敬
羅馬世界的天命觀具備更加宏大的意義，意味著涵蓋已知文明世界的秩序已經不可避免，諸神通過羅馬之手實現了他們的意誌，將恩寵賜予羅馬
古典世界的形態始於入侵希臘的多利亞蠻族。他們將部落轉化為城邦的同時，將武士——公民會議、長老和首領轉化為人民、貴族和君主的憲法結構。各等級的鬥爭發現了城邦的憲製。各城邦的鬥爭發現了國際慣例。國際體係隨著各邦的鬥爭而不斷擴大，最終涵蓋了整個地中海區域（當時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在此期間，最早進入文明的希臘各邦依次經曆了封建時期——混合憲政時期——民主時期——僭政時期。羅馬的政治時間表類似希臘，但起步更晚、周期更長、範圍更大。
早期的元老院並不樂於行使仲裁權，除非涉及的糾紛確實關係到羅馬的國家安全。然而，羅馬憲製和羅馬霸權為羅馬仲裁的可信度提供了擔保。隻要羅馬和外圍世界的安全落差始終存在，羅馬仲裁的權威就會始終高於外圍世界的任何仲裁權。百川歸海是無法控製的趨勢，先例的積累不可避免地產生造法效果。戰爭與和平的經緯彙集於羅馬，綸結了全體文明世界的命運。毀滅羅馬而不同時毀滅已知文明，在技術上已經不可能。世界秩序進入亞穩態，正義的生產和輸出得以均衡化、製度化。古人稱這種機製為“帝國”，亦即正義的普世化。
衰朽的東方已經喪失了自生秩序的能力，完全淪為僭主的玩物。羅馬的僭主化剛剛開始，殘餘的憲製仍然足以在東方發揮起死回生的作用。波裏比阿坦率地說：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希臘朋黨無論誰當權，都會肆無忌憚地掠奪公共財富、大搞政治迫害。他們互不信任，除元老院的代表以外不信任任何人。弗拉米尼烏斯的“羅馬誠信”沒有給希臘帶來任何好處，正如範登堡參議員的孤立主義沒有給歐洲帶來任何好處。希臘的自由很快就將無數政治難民、暴政和腐敗的怨訴帶到羅馬。元老院的不幹涉政策沒有平息希臘的黨爭，卻使失敗的帶路黨人從羅馬轉向安條克。羅馬農夫——戰士不得不再次流血，才能將希臘從自己製造的暴政和入侵當中拯救出來。元老院對托勒密遺囑的拒絕隻是延長了埃及臨終的痛苦，給亞曆山大和塞浦路斯詭詐的宮廷提供機會。在羅馬民主衰落、東方僭政感染的過程中，埃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於是，羅馬的僭主化體現為東方化。元老院和羅馬的舊勢力隻能在各位僭主當中選擇較為保守的一方，盡量延緩東方化的速度。羅馬的殖民地、意大利盟邦、海外盟邦、附庸國和少數名義上的獨立邦國同樣必須做出最後的選擇，從而確定自己未來在世界憲製中的地位。
克裏奧佩特拉唯一的錯誤在於：高估了羅馬的東方化程度和速度，低估了羅馬保守勢力的反撲力度，過早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前者結合在一起。如果她更加審慎地運用軟實力，埃及原本可能以類似亞美尼亞王國和博斯普魯斯王國的方式、而不是以降虜和行省的身份融入羅馬世界。在漢儒政論的語言中，這種錯誤就叫“不知天命”。“知天命”是傳統中國政治智慧的最高點，幾乎完全取決於當事人能否熟練而深刻地領會曆史經驗，隻涉及個人或集團參加政治投機的成敗。羅馬世界的天命觀具備更加宏大的意義，意味著涵蓋已知文明世界的秩序已經不可避免。諸神通過羅馬之手實現了他們的意誌，將恩寵賜予羅馬。世界在毀滅的邊緣掙紮，因羅馬的統治而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