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敬業和納賢是成功的兩大法寶。
5.有所為而又有所不為老莊哲學的精華之一是“無為而無不為”，這就是說，你有所為而又所不為，才能成大事。
乾隆皇帝最忌恨大臣們分幫結夥，黨同伐異，認為這是曆代的弊政，因此他一上台就整治這種風氣，當時朝中有鄂爾泰為首的“滿人黨”，與張廷玉為首的“漢人黨”互相傾軋，乾隆為此懲治兩人。但乾隆後期，作為一種統治術，乾隆又有意無意地讓朝中結成兩派，即阿桂派與和派，以求得互相製衡，便於操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大臣也不得不有所依靠。紀曉嵐是個侍從文臣，不願進“局”，但他是個尚書，又不得不依違其間。從許多事情上看，他是傾向於阿桂的。這一則因為阿桂的父親阿克敦是自己的鄉試座師，兩家關係極為密切；二則他十分佩服阿桂有才能，對皇帝忠心不貳。
阿桂自乾隆四十一年入閣拜相，即已是六十歲的老翁。諸多的戎馬之功更使他威名素著，“為近日名臣之冠”。但他毫無驕愎之氣，立身嚴謹，恭謹事上。時人曾以軼事的形式，記下了阿桂當時的形象：
阿桂以滿人拜相，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入朝治事，凡事都要親自過問，奏稿親自閱看，直到他認為準確無誤時，方呈送乾隆帝。即使乾隆帝臨時有交辦之事，雖事出倉猝，阿桂也十分謹慎，奏稿的最後一個字“運筆如有千鈞”，讓人一看就是一絲不苟的人。而且，每當皇帝的禦輦經過他辦公的直房時，他都要在房中起立垂手以待，直到皇帝的鹵簿儀仗走遠，才重新坐下，可見，阿桂整日也活在淒淒惶惶之中。
其時，阿桂位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恭謹如此，足以反射出皇帝的天威。而阿桂從他自己的為官生涯中，或許難以忘掉那幾度被貶，甚至投入牢籠的不測君威，從而基於“伴君如伴虎”的信條，不敢稍有疏忽。
在以往的輿論中，和總給人以一種勢焰熏天，獨秉朝綱的印象。而事實上，和實在稱不上擅權，充其量隻能稱作竊權弄權而已。在乾隆晚年的統治中，老皇帝並沒有獨寵和。除了阿桂與和這一賢一奸之外，還有王傑、董誥、劉墉，嵇璜、紀曉嵐等人，皆以廉能方正有聞於時。所以，在老年皇帝的中樞府衙中，實在是“薰蕕同器”，而不相合。
阿桂自乾隆四十二年擔任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以來，直到嘉慶二年病逝，居首揆之位達二十年之久。而和則始終位在其後。不管這是否出於老皇帝的精心安排，以德高望重，而又安於職分的阿桂壓在和之上，都是使和之奸弊不得恣逞的一個重要因素。
據記載，阿桂與和雖同直軍機處十幾年，除召見議政外，毫不與交接。凡朝夕入直，（阿桂）必離和十數步外。和知阿桂有意疏遠自己，有事情就到阿桂麵前相商，阿桂總是愛理不理的。可見，兩人根本無法一同議事。當時阿桂的值廬在軍機處的新址，和入內右門舊值廬或隆宗門外造辦處。每天隻有皇帝召見時兩人才能碰到一起，“退則各還所處。雖畫稿等定奪之事，就難免要來回於兩個衙門之間奔跑，即所謂”司員未免趨步兩歧。
王傑受重用，正是和得勢之際。乾隆五十一年，王傑入直軍機處為軍機大臣，任上書房總師傅。乾隆五十二年，拜東閣大學士管理禮部。至嘉慶皇帝親政，王傑官至首輔，成一代名相。
王傑為人處事廉潔持正，甘於清貧，並不時戒飭門生故吏，拒收饋金，足見其品性與為人。而乾隆引以為用，也可謂知人。然而，以王傑的風範，必與和格格不入。在諸官僚中，和也的確最厭王傑。
其時軍機領班阿桂經常在外督師、勘察河工海塘，而福隆安、梁國治先後於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一年故去。此兩人位至宰輔，一個以椒房親貴，一個以狀元功名，論才氣皆屬平常，相業無聞，絕不是和的對手，隻有王傑遇事敢爭。
據說和很愛開玩笑，一天和抓住王傑的手，笑著說：“何其柔荑若爾？”借喻王傑手如女子纖細白嫩，而譏諷嘲笑之。但王傑卻毫不示弱，當即正色回擊說：“王傑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一句話揭開了和貪汙納賄的隱私，將和羞辱得滿麵通紅，“赫然退”。足見王傑對和的厭惡與反感已到了極點。
此外，《清朝野史大觀》中，還記載了大學士嵇璜不為和書帖之事。
嵇璜，江蘇長州人，字尚佐，雍正八年進士。乾隆二十三年累官至尚書，以治河有功，於乾隆四十四年晉協辦大學士。嵇璜操守清廉，據說他的家中一貧如洗，他的女婿曾做詩曰：“老屋區區留不得，而今始識相公貧。”
以嵇璜的清廉和謹飭，必然恥於和的貪鄙為人，卻又不敢公然得罪。嵇璜工書法。一次，和於衙門中見到嵇璜，請他為家中堂屋前的柱子代書一幅楹帖。嵇璜答應下來，接過和所備的宣紙返回家中，卻同時邀請翰林學士數人一同到他家中飲酒。酒至半酣，他的書童已將墨研好，上前稟報，卻遭到他的嗬斥，聲稱有客。而為客的諸翰林學士急問其故，嵇璜才將和請書楹帖的事告訴眾人。眾人以欲觀書法請嵇璜當場書之。但就在嵇璜運筆寫好一半之時，站在一旁的書童一下子把墨灑在了紙上，汙穢不堪。嵇璜怒罵書童，直到諸賓客勸解再三方止。第二天，嵇璜便以那張穢紙歸還和，而楹帖自然不必再寫了。
這無疑是嵇璜導演的一場鬧劇。嵇璜唆使書童傾墨於紙，又使和門下的翰林學士親眼目睹，造成一種“非己不為”，而是“有所不能為”的印象，無非是他既不願迎附和，又不敢得罪他的心理反映。
嵇璜被和傾陷，又受到乾隆的警告，其小心謹慎，對和抱著“去之既無其力，怒之何益”的立身之道，以求自保，是可以理解的。十二以身作則，不怕別人笑話十二、以身作則，不怕別人笑話領導最可貴的是以身作則，即發揮好自己認真工作的精神，力求精益求精，這樣就能增添自己的人格魅力，同時也能無形中增大指揮工作的魄力。
劉墉的領導心智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才能讓別人無話可說。否則，你就會成為別人的笑柄。
1.手段要硬，並且到位一個人手段的軟和硬，要視不同的對象而別，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在該硬的時候軟，不能在該軟的時候硬，最巧妙的手段一定是軟硬到位的手段。
一個人的膽識越大，手段越厲害，終至大勝；無膽乏識，則底氣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終致失敗。從撤三藩的重大決策可以看出，康熙帝正因為具有過人的膽識，才使他強硬的手段一貫到底。
通過嚴格立法來約束官吏的行為是整飭吏治的一個必要環節，但卻不是充分條件。因為任何立法都需要人來執行，因而人才是操縱勝局的關鍵因素。對此，康熙傾注了大量精力，除運用通用的考察辦法對官員進行考察外，尤其注重親自考察，並利用親近大臣密奏的辦法了解官員的真實情況。劉墉特別推崇康熙大帝，並善於學習其辦事手段。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二月，在吏部尚書傅森、梁詩正（均為劉統勳的同僚）等人的極力推薦下，劉墉被授為山西太原知府。
在清代，府是省與州縣之間的一級重要行政組織，其長官稱知府，原係正四品，乾隆十八年後改為從四品。
山西東連直隸，西鄰陝西，南接河南，北與大漠蒙古比肩，被視為京師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相當重要。而太原府地處山西中部四通之地，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故曆次授官均以繁難待之。
在劉墉以前，劉家曾有多人做官山西，並做出過重要政績，都在當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過清官的形象。劉墉的堂祖父劉果，康熙初年曾官太原推官，任內曾捐俸修文廟，設義學，興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並廢除了當地的好訟陋習，受到人民的稱讚。劉墉的祖父劉啟，曾於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陽知府，任內周恤災民，修葺文廟，重建鼓樓試院，纂修三十四縣誌，“吏惕民服，善政不可勝舉。後升江西提刑，士民泣送之”。
劉墉的父親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辦過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山西通誌》稱：“乾隆二十二年，以刑部尚書按獄山西並清查虧空，一時墨吏罷斥幾盡，而循良者多獲保全。逾年，歸化城有私伐官木之案，又以協辦大學士奉命協巡撫塔永寧往鞫，得實，自將軍以下悉按如律。軺車所曆，中外肅然。”劉墉的堂伯父劉鋌煜，曾以舉人曆鳳台、曲沃、平陸知縣，死於平陸任上。任內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曾諫止修天井關及阻止西征期間對曲沃民的加派，受到當地的愛戴。死後“曲沃民感其惠，爭往賻之”。
劉墉出任太原知府一職，應該說是有壓力的，一是他此前從沒有獨立管理地方的經曆，卻忽然間被派到這塊繁難之地，擔負起總管一方的重任，心中不免沒有把握。二是他的祖上曾在這塊土地上做出過政績，在當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過很好的口碑，自己總不能給劉家清官的形象抹黑吧！再者說來，自己初任，總應該給皇上留下個能幹的印象，一來不辜負皇上的恩典和父親的期望，二來也好為自己以後的仕途升遷奠定點基礎啊。他不能不認真辦事。
有鑒於此，劉墉接到吏部知會後便進宮向乾隆做了辭行（慣例知府上任前要受到皇上的接見，作為一種辭別儀式），隨後便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劉墉此次到太原赴任，或是因走的匆忙，或是他向來儉樸，總之他並沒有像其他官員那樣，走馬上任前要大換行頭，而是破衣破帽，一身的樸素。他在一首《贈钜琛侄》的詩中就寫道：
帽破衣殘到太原，故人猶作舊時看；
才華莫歎江郎盡，風貌真憐範叔寒。
北上帝京鵬路近，南歸生男鳳巢安；
今朝且預龍山會，黃菊紅萸露滿盤。
一路上也沒有騷擾驛站，《澤州道中》寫道：
暮色蒼然野氣溫，天西餘赫似朝暾；
荒村過客將求火，小店招商未掩門。
入肆雞豚豐歲有，在堂蟋蚌古風存；
大行西下吾能說，元氣微茫帶水渾。
在劉墉上任以前，太原府因種種原因已積累一大批疑難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已積壓多年。劉墉到任不久，就將數十件案件審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紳百姓的一致稱讚。
山西本為貧瘠之區，財政收入不多，卻地處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經此地，前後騷擾數十年，費用頗多。加之官蝕民欠，各地府倉庫普遍空虛，根本無法應付地方上的不時之需。劉墉上任後即注意此事，先後籌措資金購穀三萬餘石，儲為府倉，公私賴以為便。
由於劉墉在太原知府的三年任期裏確實幹了一些實事，如清積案、整頓倉儲等都受到人們的肯定，故光緒《山西通誌》評價他說：“以翰林出為太原知府，遷冀寧道。豐裁峻整，習掌故，達政體，於吏事以勤慎著稱。”
2.擔當大任，就要有責任感
做人要有責任感，特別是那些擔當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責任感，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講的是做人的責任感。領導之道亦然。
提升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學會對自己負責。在決定繼續深造或選擇工作時，要想清楚自己的動機，是為了追求自我實現，還是為了別人？不妨問問自己，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生命是自己的。想活得積極而有意義，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責任。沒有人能領你走一輩子，隻要不辜負每一個日子，每天就會有新的收獲，美好的生活要靠你自己創造。
對自己負責是一項艱難又費時的挑戰。要能了解自己，發掘自己的優缺點，再不斷調整及修正。還得注意不受主觀成見的影響，逐一吸收於己有益的經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劉墉就任工部尚書一職。
工部雖居六部之末，但作為掌管工程水利、屯田及官營手工業等政令的機構，曆代不可或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有司空等官的設置。
在任工部尚書的近一年時間裏，劉墉除兼署吏部尚書、國子監事務、尚書房總師傅等職外，他主要主持了國子監辟雍的修建、內廷換琉璃瓦事宜。
乾隆中葉，清朝進入極盛。乾隆的自得心理在各方麵都能體現出來。在文化上搞了一部曠古未有的《四庫全書》，但他還有一些遺憾，如國子監的辟雍年久失修，與中央最高學府的地位很不相稱，更重要的是，沒有辟雍，天子無法駕臨，而天子不駕臨國子監，對於崇文佑古的乾隆而言，總像缺少點什麼，也與盛世不相符。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初，乾隆駕臨國子監行祭奠先師孔子禮後，便欲效法前代聖王，搞一次臨雍講學大典，遂於初七日下令修建國子監辟雍。派禮部尚書德保、工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劉墉、侍郎德成，前往閱視，度地鳩工，諏吉興建。
當天，德保、劉墉等即將辟雍圖式呈進禦覽，乾隆批道：“據德保等將辟雍圖式呈進，自應仿照禮經舊製度地營建。即著德保、劉墉、德成總司其事，敬謹承辦，以光盛典。”
但辟雍工程並沒有立即上馬，原因是要仔細研究程式，準備物料，加之國子監缺水，無法直接修築拌池，需要打井汲水等。故工程真正動工是在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在此期間，劉墉曾於四月初和王傑、曹文埴、彭元瑞、金士鬆一起入值懋勤殿，隨後又奉派與福隆安、和、胡季堂、金簡、德成一起督辦內廷換琉璃瓦事宜。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劉墉奏報辟雍工程事務，稱殿基挖出的土多係沙土，不堪使用，除可以使用土方外，尚需添買黃土五百餘方，又需要將不堪使用的土方九百五十餘方運到安定門外城根鋪墊，故需加撥銀三千九百餘兩。乾隆接奏後非常生氣，說：
所奏十分錯誤。殿腳地基，本來應該堅固，但河內既有挖出之土，又為什麼不堪築打使用，轉欲將挖出土方運到城根平墊？另買黃土添用，往返運送，隻是白白浪費銀兩。且將來打土入地，不能再加驗看，最易作弊。況京城各處工程，俱築地基，從未見有添買土方之事，自係該監督等因德成奉差在外，即藉詞出運添買，為開銷運價地步，總未能絕弊。而劉墉等不等德成回京商量辦理，即行據呈具奏，自係為其所愚。劉墉於工程本未諳悉，朕自不加責備，至德保原屬無用之人，其於工程，自更懵然罔覺，更不足責。此事著添派金簡，將此項土方切實查勘，如該監督等果有借詞開銷情弊，即行據實參奏，等德成回京後，此項工程即責其二人辦理。將此傳諭金簡並劉墉、德保、德成知之。
隨後即以金簡負責此項工程，而乾隆本人也時時過問此事。
閏三月二十四日，金簡奏報辟雍工程事務，請將拌池水改為四尺等，以為更加壯觀，沒想到這次“討好”又讓乾隆給駁回來，乾隆批道：
朕的意思泮池止須三尺盡足適觀，且易於添換新水，也可以免除停蓄垢汙之虞，著傳諭金簡遵照妥辦，務率同該監督等將灰土磚石如法成做，築打堅實，不使稍有滲漏，方為妥善。至殿座四麵，仍應添安擎簷，庶足以壯觀瞻，且所需費亦屬無多，仍照原奏辦理。
該工程於乾隆五十年初竣工，辟雍建於彝倫堂前，圓頂方宇重殿，桶扇四向各成三間，殿內合為一。寬深皆五丈三尺，外周以廊，深六尺八寸，出簷四尺三寸，池內方基長寬各十一丈二尺。池圓徑十九丈二尺，四達以橋，橋各長四丈，寬二丈二尺，池周圍有欄。竣工之時，乾隆欽派大學士伍彌泰、大學士兼管國子監事務蔡新、祭酒覺羅吉善、鄒奕孝為臨雍進講官。
與此同時，乾隆還令將太學門、集賢門、繩愆廳、博士廳、六堂等處原有的橫式匾額改換豎額，加添清文，以示滿漢文字並行不悖。為了告誡後人，他提倡漢文化並非遺棄滿洲賴以立國的“國語騎射”等傳統，乾隆還親自撰寫了興建辟雍碑記，來體現這種思想。其《禦製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稱：
國學者，天下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曆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雖有建議請複，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複，乾隆四十八年春始有複建之諭，五十年冬乃全部竣工。
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是工之舉也，恐後人執複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效漢人之製，則朕為得罪祖宗之人，甚屬不宜也。朕的子孫要體會朕的此心，於可複古者複之，其不可複古者，斷不可泥古而複之，夫徒有複古之虛名，而致有忘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乾隆防微杜漸工作做得很好，搞一個辟雍大典，本是漢族王朝的做法，是顯示一下盛世，誇示一下宏偉，但他又擔心他的子孫誤會了他，以為一切都要取法漢製，因而發諭旨專就此事講明他的真實態度。
乾隆五十年二月，臨雍大典如期舉行。乾隆對辟雍工程頗為滿意，除禮部尚書德保因典禮時安排有失免予議敘外，劉墉、金簡、德成等都給予議敘。乾隆自己也賦詩四首以為紀念。
3.認準的事，就要大膽去做
一個人一生總會碰到很多困難的事情，或者是退讓，或者是挺進，這兩種不同的選擇自然導致不同的結果。有些人有一股韌勁，對待自己認準的事，大膽而果敢地做下去，這叫氣魄。
敢於大膽去做的人常說：“我總有機會！”失敗者的借口是：“我沒有機會！”失敗者常常說，他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缺少機會，是因為沒有成功者垂青，好位置就隻好讓別人捷足先登，等不到他去競爭。
可是有眼力的人決不會找這樣的借口，他們不等待機會，也不向親友們哀求，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創造機會。他們深知，惟有自己才能給自己創造機會。
有人認為，機會是打開成功大門的鑰匙，一旦有了機會，便能穩操勝券，走向成功，但事實並非如此。無論做什麼事情，就是有了機會，也需要不懈的努力，這樣才有成功的希望。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劉墉調任江蘇學政，對該省吏治風俗多有觀察，敢於揭露其中的弊端，提出了不少令乾隆感興趣的建議。
作為清代學術和文化的中心，這個地區的士人風氣以及他們對朝廷的態度，直接關係著清朝統治能否獲得穩定和加強。因此，曆代皇帝和大學士對該地區都極為重視，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籠絡東南士民，強化對該地區的控製。乾隆時期，大學士尹繼善在東南地區長期擔任總督和巡撫，前後長達二十七年之久，其原因在於尹繼善精於文學，善於通過以文會友與文人學士聯絡感情，因而深獲當地士人的擁戴，他在東南的政績成為清朝成功推行文治政策的典範之一。
在清代曆史上，尹繼善不僅因其卓越的政治才幹出名，而且，他在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他是雍乾之際八旗文壇享有盛譽的領袖人物。尹繼善和乾隆在政事上時有衝突，但二人卻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吟詩。乾隆以詩遣悶，以詩抒懷，稱自己“愛樂紛哉何所托？積成三萬首餘吟”，意思是說自己用詩抒發情懷，前後多達三萬餘首，數量之多幾乎可以與全唐詩相比。與之相似，尹繼善“生平沒有別的愛好，就好吟詩”，“寫的詩奇多”，“去世的時候，滿床都是詩稿”。尹繼善寫詩不僅數量多，而且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清人說：尹繼善的詩“婉約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至”，“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有意思的是，尹繼善自己好詩，其家庭成員受其影響，也紛紛以詩文相尚。其夫人“賢淑能詩”，長於應對，諸公子也勤習詩文，其中，第三子慶玉最為出色。清代文壇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尹繼善退朝，對慶玉說：我今天累了，皇上讓我和春雨詩，我來不及做，你趕快為我做一首，我明天上朝要帶去。等慶玉將詩寫成送給尹繼善的時候，尹繼善已經熟睡。第二天，尹繼善將要入朝，諸公子都侍立在台階下，慶玉心裏十分擔心，怕尹繼善嫌自己的詩不好，不料尹繼善一見慶玉就向他拱手說：拜服！拜服！想不到你的詩寫得這樣好。回頭對婢女說：趕快將我的蓮子給三哥吃。第四子慶桂（嘉慶時擔任大學士）笑道：我今天又得到了一個詩題。諸公子問什麼題，應桂說：見人吃蓮子有感。
尹繼善在東南任職的時候，憑借自己對文學的愛好，與東南知識界建立了極為良好的關係，人稱他“愛才如命”，“隻要是見到有才能的人，就想方設法提拔資助”。他的幕府更是聚集了大量名流，故其詩有“幕府多才罕儔匹，儒雅風流誰第一”之句。
不僅如此，尹繼善還和諸名士同遊名山勝水，詩酒賡和，略無虛日，像曹西有、秦大士、蔣士銓等都是經常出入兩江製府的知名人物。而尹繼善才思敏捷，也頗受當地文人的推崇，時人記載說：尹繼善剛到江南，遇到海寧文人楊守知，知其為老名士，於是加以讚揚。楊守知卻歎惜道：感謝你的好意，可是我年紀已大，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了，“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
尹繼善應聲答道：不能這樣說，先生難道沒有聽說“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嗎？
楊守知駭然，出門對人說：不料小尹少年科第，談吐竟然如此風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繼善與東南著名詩人錢陳群相遇於蘇州，二人吟詩唱和，多至十餘回仍不罷休，一時送客的人都疲倦不已，當錢陳群到達嘉興的時候，尹繼善還派人追送和詩一首，錢陳群於是致書請求休戰，說時間過得太快，實在不能再和了，願公告訴所有的人，就說香樹老子（錢陳群號香樹）戰敗於吳江道上，怎麼樣？這時剛好東南另一年輕文人袁枚路過蘇州，他在尹繼善那裏看到錢陳群的信以後，提筆寫道：“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尹繼善看後十分高興，轉而又與袁枚唱和不休。這件事後來成為清代詩壇的一大佳話。
在與尹繼善交往的東南文人中，袁枚是地位最為重要的一位。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乾隆四年（1739年）中進士時，年僅二十四歲。在清代，袁枚以詩文、文學揚名於世，為詩壇宗仰者達五十年之久。袁是乾嘉時期東南士人的領袖人物，對該地政治和文化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尹繼善到東南任職以後，和袁枚建立了極為密切的關係，二人經常談詩論文，同食同住，袁枚可以不待尹繼善宣召即入督署，甚至“直入內室”，尹繼善姬侍也不回避，以致人多物議，袁枚詩文集中，關於尹繼善父子的詩文多達二百餘篇，繼善去世，袁枚悲不自勝，做《哭望山相公六十韻》，數年以後仍思念不已，有《夢尹文端公詩》：
已絕人天路不通，無端昨夜坐春風；
離離燕寢清香在，款款慈雲笑語同；
白發三更紅短燭，黃雞一唱降幃空；
莫嫌夢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見公。
其辭淒切婉轉，非泛泛應時之作可比。
應該說，尹繼善在擔任兩江總督時注意與東南文人廣泛交往，建立密切關係，並非隻是出於文人氣味相投的興趣，也絕非是單純為了追求風流，而是具有實實在在的政治動機。因為東南不同於內地，就是普通百姓，文化素質也較內地為高，要使民情悅服，單靠清廉和才幹還遠遠不夠，像黃廷桂本係雍乾之際一大能臣，但任兩江總督不到三年，就被搞得聲名狼藉，連乾隆也說：“黃廷桂不適合在江南地區做官，因為南方人風氣文弱，黃廷桂性情急躁，他和這裏的人幾乎是水火不容”，“江南地區遭到黃廷桂喝斥的人當然心中怨恨不已，就是受到他獎勵的也不感恩戴德，長期下去，他怎麼能在這個地方行使其權威？讓他在這裏幹下去可以說是用非所長！”因此乾隆讓尹繼善取而代之。
確實，江南地區發達的文化要求地方大吏不但要清正廉潔，而且要懂得順乎自然，寬緩為政；不但要推崇儒家政教，而且要懂得獎揚斯文，引導風流。派具有深厚儒學素養和文學修養的尹繼善到江南為官，可以說政得其人，人盡其才，時人稱尹繼善“就論風雅已壓群公”。“在江南地方推行仁政，百姓樂業，官吏傾心，不敢稍微違犯法律。”當老百姓聽說尹繼善要到江南任職，便歡呼雀躍，“奔走相告”，而當尹繼善去世的消息傳出，東南悲聲一片，“軍民懸畫像，士女咽悲喉”，即反映出他十分清楚治理兩江地方的訣竅。對此，精敏的乾隆心裏也很明白，所以他說：“滿洲科甲官僚中，長於文學而又通曉政事的，尹繼善是第一。”
劉墉能被選派到江蘇這樣一個文化大省做學政，充分體現了乾隆對劉墉在安徽學政任內工作的聲名，及對劉墉管理學務能力的信任。但這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是，劉墉有在江蘇開展工作的便利條件。
劉墉的父親劉統勳此前多次負責南河河工，在江蘇的時間比較長，熟悉那裏的風土人情；劉家在江蘇擁有眾多的朋友或門生故吏，如前麵提到的江蘇文化名人大多與劉家有這樣那樣的關係。時任兩江總督的尹繼善也是劉統勳的同僚和朋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秋，也就是劉墉到任的第一年，前輩錢陳群為送主試江南的兒子錢汝誠返回北京，來到江寧，遂招往江寧出差的劉統勳，聚會於尹繼善的府衙。
這次聚會，尹繼善曾賦詩多首與錢陳群相戲謔，其中一首詩：
一曲寒流抱小洲，荒亭散步亦優遊。
隻看紅葉遍經雨，未賞黃花已過秋。
北去有人隨遠雁，宵來無語望牽牛。
適逢扶杖鴛湖叟，笑問何時返八騶？
可見三人關係比較密切。有此良好的社會關係，又有安徽學政的三年經曆，劉墉主持江蘇學政工作自然就順手多了。
劉墉這次視學江蘇頗為認真，考取生員比較嚴格，諸聯《明齋小識》就記載說：“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駿厲，人多畏憚，至四十二年複任江蘇，則寬厚平和，與前次不輕易取悅秀才迥然有別，即使年例不符合者，也準予賞給衣頂，並能對科場運氣不佳者給予照顧。”於此可窺見其風格及其變化。
劉墉還認真考察當地的風俗民情及官方士習情形。乾隆二十七年秋天，劉墉在離開江蘇省前夕，將此向乾隆做了彙報，算是對他觀風察俗工作的一種總結。其中特別談到了對監生的管理等問題：
監生中有喜歡滋事，膽大妄為的人，府州縣官多所顧忌，並不加懲處。以致他們不僅害怕刁頑百姓，而且害怕蠻橫的監生，狡猾的胥役。對於涉及監生的案子既不能及時審斷，又不想明定是非。確定罪責之後，應該撲責革退的監生，並不責革，實屬疲玩不堪，訟棍奸吏因此得以行其奸謀。不隻是他們目中已無學政，甚至有心欺詐督撫。
此疏深切當時江南官場之積弊，因而受到乾隆的高度重視，乾隆在隨後下達的上諭中指出：
劉墉所奏，切中該省吏治惡習。江南士民風尚，多屬浮靡好事，當地地方有司，又加以疲遝姑息，遂致此等惡習日益嚴重，牢不可破。所以，近來封疆大吏懈弛弊端，直省中惟有江南最為嚴重，這本非劉墉一人私下看法。尹繼善、陳弘謀在督撫中外任時間最久，而且向來好以無事為福，況且經曆事情既多，上下一團和氣的作風竟成故智。他們所轄官員又大半屬往年舊屬，因循生玩，往往遇事姑容。甚且狡猾劣員，近來藉口辦差，有意延擱公事者更不而足。積習頹靡，不知振刷。此等情狀，即使當麵責問尹繼善、陳弘謀，他們亦應當難以自解。
況且督撫為屬僚表率，既然上司就不能有所振作，那麼所有下屬又有誰不承風？至於上行下效，怠惰之勢已經形成，誰負責任？則朕惟於督撫是問耳。尹繼善等當以此痛除舊習，刻自振作，如果州縣官確有怠玩相沿，如劉墉所奏各情節，即當嚴行體察，據實參奏。若不知自改，而轉以被揭怨恨他人，更難逃朕洞鑒。
後來，他又多次在諭令中談到這個問題，可見劉墉所奏在乾隆心目中的影響。
4.不管誰，都不能越規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做什麼事情，都必須要有一個尺度，或者說有一條規章，如果越過了他們就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後果，這也是衡量一個人是否能守住自己身心的一大標誌。
人生不可能隨意所為，必須要有自製，而且自製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一項基本素質。你想，你連自己都約束不住，怎麼能控製自己呢？
自製可以說是努力的同義詞，也是適應能力的一部分，是成大事的不可缺少的素質。自製，就是要克服欲望，不要因為有點壓力就心裏浮躁，遇到一點不稱心的事就大發脾氣。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但人也有些想法超出了自身條件所許可的範圍。食色美味，高屋亮堂，凡人皆所想到。但得之有度，遠景之事，不可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也。故必要控製自己，否則，舉自身全力，力竭精衰，事不能成，耗費枉然。又有些奢華之事，如著華衣，娛耳目，實乃人生之瑣事，但又非凡人所能自克，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力竭朽衰的小事了，這樣的人必然會頹廢不振，空耗一生。
人的一生要想成大事，應該麵臨許許多多的壓力，才能鍛煉自己，才能有所得，務必戒奢克儉，節製欲望。隻有有所棄，才能有所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春天，江蘇沛縣有位五十七歲的老監生閻大鏞，因不滿官府攤派糧款、差役，憤而抗糧拒差，並大罵官員擾民。事後擔心官府報複，離家出逃，但不久即被官府捕獲入獄。
閻大鏞身為監生，非不曉道理之愚昧百姓可比，所以要受到更為嚴厲的懲治。在官府對閻大鏞進行審訊的過程中，作為總管江蘇學子教化的學政劉墉也參與了此案的審理，他的注意力沒有放在案件本身，而是放在這位不守本分的監生有無不法文字上。
經過認真訪查，劉墉得悉閻大鏞平日喜歡做詩，並從閻大鏞家中搜出詩稿兩張，還有他的祖父閻爾梅及伯父閻圻所著稿本，更重要的是，劉墉還獲知閻大鏞曾經焚毀過自著之書。劉墉懷疑閻大鏞所做詩稿定有悖逆之詞，否則他為什麼要燒毀呢？於是劉墉將查訪到的情況一麵通報巡撫陳弘謀，一麵細心研讀所獲書稿，遇到他認為有問題的文字，直接封送乾隆禦覽裁決。
五月二十九日，乾隆接到劉墉的奏報及所呈繳獲的書稿後，極為重視，當即給署理兩江總督高晉及江蘇巡撫陳弘謀發去嚴厲查辦的諭旨，諭旨說：
“據劉墉奏，沛縣監生閻大鏞抗糧拒差，誣官逃走，旋經拿獲未結一案，因其情形異常桀驁，隨查出該犯詩稿二紙，並其祖閻爾梅、伯閻圻稿本，及閻爾梅犯罪時文移一本，粘簽進呈，並查該犯家內無其詩稿存留，揆諸情理，必係悖逆之詞，曾經銷毀等語。閻大鏞以監生抗糧拒差，情屬可惡，治以應得罪名已無可寬貸。至查出稿本名條，以朕看來，不過愚賤無知，尚無悖逆之語，如果牽連到其祖、伯等詩文，即以悖逆定案，卻先置本案為輕罪，又不確切查清他燒毀滅跡之原由，這種做法不僅不足以服本犯之心，而且眾人或轉而懷疑辦理苛刻，非朕用法平允務得實情之意。況且燒毀一語也屬於揣度之詞，如果該犯平日果係居心悖謬，形之筆端，即使本人事先銷毀，而天理定然不容，斷不會令其毫無蹤影，脫然漏網之理，不是有一二銷滅不盡，即有留遺他處，使之旁出敗露者。此正案中吃緊關鍵，該督撫果肯實心辦事，詳細研審，自無不明之理，如果確實有悖逆本朝形跡，即應從嚴處。著將原折抄錄並粘簽稿本，交與高晉、陳弘謀，令其確切嚴訊，並悉心采訪，及該犯詩文有無留遺在外之處，秉公推勘，按律定擬具奏。”
當時正值查處違禁書籍之初，閻大鏞一案經劉墉揭發，皇上追問，兩江總督高晉等人如何敢不認真辦理？故乾隆諭令到達江蘇後，江蘇巡撫陳弘謀立即會同高晉等開始對閻大鏞進行拷訊，追查他所燒之書有無違礙字句。
在陳弘謀等人的拷訊下，閻大鏞供稱，他在三十多歲時確實曾經刻印過自己所著的《俁俁集》。由於他的母親二十四歲喪夫後一直守節未嫁，沛縣縣誌卻沒有把她列為節孝之人，而某些不該列入者反得濫觴，閻心中不滿，就在《俁俁集》內《沛縣誌論》一文中，對縣誌記載不公進行了諷刺。不久，有人將《俁俁集》舉報給了當時的知縣李棠，李棠隨即派人將閻大鏞拘至官府，大加申斥，並迫繳和焚毀了書版和已印的刻本。乾隆七年李棠被革職返回老家山東，此事便沒有擴大開來。
高晉、陳弘謀審知此情後，認為閻大鏞並沒有將實情完全供出，他們認為，如果《俁俁集》隻有《沛縣誌論》一文存在問題，自當采取抽換的辦法，何必要全毀呢？而且李棠辦理此案沒有留下卷宗，說不定書內還有其他悖逆之句，李棠為息事寧人，遂將全書銷毀。
然而嚴訊閻大鏞，閻大鏞堅決否認。
為了徹底搞清《俁俁集》的內容，高晉、陳弘謀一麵上奏請乾隆令山東巡撫阿爾泰派人將革職家居之李棠解來江蘇質訊，一麵派手下到民間認真訪查遺存之《俁俁集》。高晉、陳弘謀的手下官員竭盡全力，明察暗訪，終於找到了兩本遺留民間的《俁俁集》。總督巡撫連夜閱看，發現閻的文字，或諷刺官員，或憤激不平，或狂誕不經，悖逆顯然，當即將情況及所獲《俁俁集》奏報了乾隆。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接到了高晉等人的奏報後，大為惱怒，當即在原折上批示：“如此情節可惡，自當照呂留良之例辦理！”也就是要輾轉牽連，大肆殺戮！
然而乾隆心裏也清楚，閻大鏞抗糧拒差案的發生，實因地方官為應付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而加派糧差所起，在他南巡之前驟開殺戒，究與盛世巡遊一事不和諧，因此不願意將事態擴大從而造成江南士林的緊張局麵。所以，他在批發高晉的奏折後，很快又下發了一道禁止株連的諭令。諭令稱：
“據高晉查奏閻大鏞折內稱，該犯刺譏憤激，甚至不避廟諱，並有狂悖不經語句。如此情節可惡，自當照呂留良之例辦理，已於折內批示矣。後又將原書閱看，其悖逆尚不至如呂留良之甚，盡管他不避廟諱，猶可說是村野無知，但該犯書內筆舌詆毀，毫無忌憚，如果將其姑容寬縱，則此等匪徒不知悛改，反因此次查辦益肆其怨誹，允其所至，必將入於呂留良一派，該犯斷不可留，著傳諭高晉等，勘得確情，即將閻大鏞按律定擬，速行完案。此外不必似呂留良之案輾轉推求，以致株累。”
七月中旬，閻大鏞《俁俁集》案審結，閻大鏞被殺，家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連累。原知縣李棠因已死去。故免其追究。當時高晉、陳弘謀等為急於將審判結果盡快報告乾隆，特用驛馬四百裏馳奏，受到乾隆的申斥。乾隆在七月十六日的上諭中稱：
“今日高晉、陳弘謀所進奏折，由驛四百裏馳奏，朕意現在正值時雨普降，恐河工或有衝刷，關係地方緊要之事，及閱之，不過審擬閻大鏞一案及調補知府而已。此等事件，照常派人進呈，也不會遲緩，何必動用驛馬？殊為不知輕重。高晉、陳弘謀著傳旨申飭。”拍馬卻拍到了驢蹄子上！兩人原欲借此邀功，不料卻碰了一鼻子灰！
閻大鏞《俁俁集》案的發生實由劉墉舉報而起，這是他得罪士林的重要一項。但劉墉舉報閻大鏞一案，除了向乾隆邀功升官的個人因素外，也是當時政治大氣候使然。就在劉墉這次出任江蘇學政期間，即有浙江歸安人沈大章私刻逆書陷害湯禦龍案、鮑體權張帖邪言案（均在乾隆二十四年七月）；浙江常山人林誌功捏造諸葛碑文案（二十六年五月）；江西餘騰蛟詩詞譏訕案（二十六年九月）、江西泰和人李雍和潛遞呈詞案（同月）；甘肅成縣人王獻璧投詞案（十月）、浙江臨海訓導章知鄴筆記荒誕案（十二月）發生。
5.不論是非，按照自己想法走下去
成功的目標就像一麵旗幟一樣，引導著那些立誌者，這是因為目標是人生的指南針，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假如沒有一點倔強精神，是很難按照自己的目標走下去的。
劉墉作為乾隆年間的一個重要大臣，作為乾隆文字獄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動者，同時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者文人，他對文字獄政策的支持究竟出於什麼動機？
劉墉舉報文字獄案首先應該是當時政治大氣候使然。劉墉舉報閻大鏞一案前後，有多起文字獄案發生。劉墉舉報徐述夔詩案也是文字獄高潮時期。乾隆四十二年王錫侯《字貫》案發生後，乾隆曾以“空言塞責”為由，將江西巡撫海成革職處死，以此來推動查辦禁書活動的開展。徐述夔詩案正發生在這一關鍵時刻。作為統治階級重要成員的劉墉，不管他是否認同這類做法，為了個人的前途，他不能不認真對待有關“違礙”書籍事件。
同時，劉墉舉報文字獄案也是職責使然。作為負責教化的學政，本有代皇帝察風觀俗、推行現行文化政策之責，無論是劉墉舉報閻大鏞一案，還是劉墉奏聞，因為律條明確禁止生員不得妄議國家政事。所以說，他支持乾隆的文字獄政策是有思想基礎的，也是不足奇怪的。
對於這一點，也可以從他留下的惟一一首涉及文字獄問題的詩《伏生授經圖》中看出蛛絲馬跡，詩中寫道：
百家諸孑紛成堆，故應一炬付飛灰；
至於大聖有述作，譬如雲漢長昭回。
祖龍區區力幾許，六國孱主是儔侶。
如何焚得聖人書，達者寧當新斯語；
百篇文字傳典謨，儒生誦之如拘墟。
此心此理千年同，隻應訓詁時未統；
但恐讀書不悟道，莫恨書未傳試觀。
易、象春秋與論語，與夫周詩三百篇。
詩中從漢代經師傳授古經一事，想到先前的秦始皇焚書坑儒問題，並提出了他對秦始皇焚書坑儒問題的看法：戰國時代百家學術紛紜，混淆視聽，自應付之一炬；秦始皇焚書也並沒有將聖人的述作毀掉，《易》、《書》、《春秋》、《論語》，以及《詩經》三百篇，不是一字也沒有燒嗎？百篇文字已經將聖人大義保存下來，就怕你讀書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就會怨恨當時的書沒有全部流傳下來。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劉墉向乾隆奏聞文字獄案有向乾隆討好，搞政治投機的個人心理因素的存在。就在劉墉奏聞徐案的二個月後，劉墉還向乾隆奏請自行出資刊刻乾隆的《禦製新樂府》、《全韻詩》，使其在江蘇流布，同時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流布。乾隆聽後非常高興，曾下諭旨說：
事屬可行。至所請敕發各直省敬謹刊刻聽許流布之處，殊可不必。朕所製新樂府及全韻詩二種，雖議論鹹關政治，非僅陶寫性情，但不過幾餘遺興，並非欲昭示藝林。況朕從不肯以篇聿之末與海內文士爭長，劉墉自應深悉。但伊現為學政，且二詩俱曾賞給，欲自行校刊傳示諸生，亦無不可，即詩本亦毋庸再發，他省學政有願自刊者亦可聽之，若頒發各省，俾一體刊刻流傳，則非朕意。
這純粹是一番自欺欺人的扭捏之態！誰不知乾隆是詩作流傳最多的人！後來官居要職的沈初，乾隆四十四年就任福建學政時，不就因刊刻乾隆詩作而受到乾隆稱讚的嗎？劉墉的獻媚也是事實。
6.盡職盡責做好每件事
恪守職責是本份的象征，不能夠做到這一點，一定就會看歪了眼，走歪了路，不但誤己，還誤人。一個人做自己要做的事應該有這樣的態度：要麼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對成功的期盼來自四個字——“盡力做好”，這就是渴望取得成功這一心理的根源所在，你也許已經無數次地聽到或使用過這四個字。騎車郊遊，或到公園悠閑漫步，這又有什麼不對的呢？在你生活中，為什麼不能僅僅去做一些事情，而並不一定非得“盡力做好”呢？“盡力做好”這種誤區心理會使你既不能嚐試新的活動，也不能欣賞目前正在從事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