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開始按份賣黃油雞塊，通過這種做法就能按份定價而不是按斤定價。“由此我想到我們是否可以加工多種雞肉製品，那樣附加值會更高。1970年，我們開始將雞肉做成雞肉餡餅和雞肉麵包，這些產品很快成了非常受人們歡迎的快餐食品。”
在實施新產品開發戰略過程中，雞肉餡餅和雞肉麵包等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泰森意識到快餐企業在未來幾年會得到巨大的發展。他開始向超級市場推銷他的餡餅和麵包，因為超級市場的潛力巨大。泰森說：“快餐業已經為我們的產品做了許多市場導入的工作和廣告宣傳工作。”從那時起，泰森食品公司開始實施新產品開發戰略。泰森公司總經理亞倫托利說：“一旦我們的某種產品獲得成功，我們就想擴大影響、生產係列產品。”泰森補充說：“即使生產像餡餅一類簡單的食品，我們也要做到盡善盡美。然後製定出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價格。同時，我們也生產一些價格較低的產品以滿足低層次消費者的需要。”這裏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泰森公司想在當前市場推出一種新產品，例如想向快餐連鎖店推銷，成功之後再向超級市場、機關團體、服務機構推銷。在向連鎖店推銷之前，先將這種產品在公司集團內部試銷，取得經驗後再向外推廣。
一旦泰森公司開發者發現某種口味比較適合自己的口味，他們就會在全國挑出幾個地區作試點，檢驗一下此種風味是否受消費者歡迎。公司的調研人員以某一特定人群作為調查對象，拿出這種樣品請人們品嚐，然後向他們提出有關問題，如：“你為什麼喜歡這種食品？”“你為什麼不喜歡這種食品？”“你願意購買這種食品嗎？”“什麼價格你可以接受？”泰森說：“我們總是尋找一個最佳價格，這個價格能讓大多數消費者接受。”
一般來說，雞肉製品的市場周期一般為2～5年，但大部分雞肉製品的市場周期都小於這個期限。正因為如此，所以泰森公司總是試圖每天推出一種新產品。開發新產品是泰森公司新產品開發戰略的一部分。泰森說：例如，我們製作26種餡餅，這26種餡餅根據不同風味，使用不同的黃油，可大體分為5～8種，我們還可以將這些餡餅做得大小不同，形狀多樣——圓形的、方形的、心形的。我們的餡餅品種如此豐富，主要是因為每個飯店都希望自己經營的餡餅有獨特的風味。
“通過以上可知，盡管許多快餐店的餡餅都是由我們一家公司供貨，但各自的風味略有不同，哈迪快餐店的餡餅與麥當勞的餡餅略有不同，伯格餡餅店的餡餅和溫迪快餐店的餡餅也各有千秋。”
以雞肉為原科的產品在飯店裏的更新換代速度遠遠快於零售店的換代速度。主要是因為飯店總是每幾個月就想更換一種口味，給顧客一種新鮮的感覺。“無論飯店要求我們提供什麼樣的產品，我們必須千方百計去滿足他們，你在飯店裏品嚐的每一種我們公司的新產品，一般半年到一年前我們就開始研創了。”
新產品開發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支柱，也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占主動的重要砝碼，它對企業將來的經營狀況和前景有重大的影響。開發新產品的好處是：
（1）促進企業的成長
促進企業的成長是開發新產品最根本的意義所在。從投資的角度看，成長即意味著成功。所以，多數企業都力圖向市場投入更多的新產品，擴大本企業的市場份額。某類產品市場占有率的提高使企業獲得更高的利潤率和資金周轉率成為可能；反過來，僅靠現有產品去提高這些衡量企業成長的比率，是很困難的，企業要負擔更為繁重的市場營銷費用。據統計，凡是經營得好的企業大多數都有能向市場推出更多新產品的能力。
（2）對競爭做出反應
開發新產品可以維護企業的競爭地位。由於最先向市場投放某項新產品的企業總是少數一兩家，其他企業特別是同行企業往往要對此做出反應。這種反應如擴大同類產品係列或品種、模仿或改進競爭者已經上市的產品、推出本企業的類似新產品等。反過來，前者又會對自己的新產品實行改進。總之，競爭雙方都力圖通過新產品開發去取得對某一特定市場的主導或支配地位。
（3）利用剩餘的生產能力
開發適當的新產品可以使企業現有過剩的生產能力得到利用，同時實現更為均衡的生產。在固定成本不變的情況下，這樣開發的新產品可能使總成本降低，提高企業資源利用率。
（4）促進其他產品的銷售
當一種新產品成功地進入市場後，隨著該新產品銷量的增加，本企業其他相關產品的銷量也隨之增加。這也是開發新產品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在工業品市場上。工業品用戶需求的變化，比如更新工藝、設備換代，往往有向同一供貨商或製造廠購進更高檔產品的趨勢，以便發揮他們已熟悉該類產品技術的優勢。因此，開發好新產品可以改善現有產品的市場地位。
（5）對環境變化的反應
當消費者需求發生變化或者環境條件改變，預示著企業的現有產品已出現衰退可能時，企業必須尋找可以代替的產品，這往往是開發新產品最直接的原因。
（6）加速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的應用
開發新產品為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的應用提供了途徑。這“三新”的應用是新產品開發的重要基礎。應用新材料、新技術和新工藝而開發的新產品不但成本低，有較高的使用價值，而且往往可以“創造”出消費者對該類產品的新需求。因此，這類新產品不但有較強的競爭能力，而且有更旺盛的生命力。應用“三新”以開發新產品已經成為各行業營銷策略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新趨勢。
（7）激發企業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
要搞好新產品開發必須依靠企業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而隻有在進行新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才能有效地激勵這種革新精神，培養更高的創造力，提高企業全體人員的素質。一旦企業高層領導者把這種創新精神注入本企業的管理體係時，其市場營銷和新產品開發就如一部得到新能源的機器，會加速地運轉。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說：“如果你要成功，你應該朝新的道路前進，不要跟隨被踩爛了的成功之路。”成功的領導者都是靠執著創新來爭取主動的，他們把不斷開發新產品當作企業的生命。而事實也證明，隻有能夠組織和帶領員工不斷開發新產品的領導者，才能帶領企業不斷發展壯大。
5.以退為進爭取主動
很多領導都有一種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但有時候，一味地硬衝硬打未必能占據優勢，以退為進反而能在困境中為自己爭取主動權。
的確，疾風知勁草，人須有傲骨，麵對險惡的局勢，人應當有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視死如歸”的精神我們自應提倡，也是我們一直所倡導的一種精神。但是，客觀世界是複雜多變的，就某個具體的事情來說，也有其“時”、“勢”的問題，在某些特定的時間裏、環境下，采取以退為進的方法，也是一種積極的人生策略，而並非是消極退讓。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跟萊溫斯基的那場“拉鏈門”風波仍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我們可以想一想，當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事情東窗事發，克林頓死不承認，采取死撐著的態度，這也是一種選擇。當著全世界人的麵，堂堂的美國總統承認自己的醜事，這是多讓人難為情的事情啊！但克林頓聰明之處就在於，他采取了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麼做，其實是將包袱扔給了所有的美國人：我已經承認了我自己的錯誤，你們有權利讓我下台，你們也有權利讓我繼續留在總統的位子上；對一個已經承認錯誤的人，你們就看著辦吧！
說克林頓死豬不怕開水燙也好，說他狡猾也好，但最終是他勝利了。
同樣是美國總統，當年肯尼迪在競選美國參議員的時候，他的競選對手在最關鍵的時候輕易地抓到了他的一個把柄：肯尼迪在學生時代，因為欺騙而被哈佛大學退學。這類事件在政治上的威力是巨大的，競選對手隻要充分利用這個證據，就可以使肯尼迪誠實、正直與道德的形象蒙上一層陰影，使他的政治前途黯然無光。一般人麵對這類事情的反應不外乎是極力否認，澄清自己，但肯尼迪很爽快地承認了自己的確曾犯了一項很嚴重的錯誤，他說：“我對於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感到很抱歉。我是錯的。我沒有什麼可以辯駁的餘地。”肯尼迪這麼做，等於說“我已經放棄了所有的抵抗”，而對於一個已經放棄抵抗的人，你還要跟他沒完沒了嗎？如果對手真的繼續進攻了，就會顯得對手沒有一點風度。
所以，我們應記住一個基本原則：一個人既然已經承認錯誤了，那麼你就不能再去攻擊他，再去跟他計較。無論是克林頓還是肯尼迪，他們都沒有因為有過劣跡而受到絲毫的傷害，相反的是，他們還都將它轉變成了一個優點，這從肯尼迪後來當選總統和克林頓的事情完全在互聯網上披露後支持率反而上升就可以得到證實。他們承認自己有過錯誤，他們就已經將自己人性化了：我們和平常人一樣，也會犯錯。同時，承認自己有罪，贏得人們的同情，而別人這時也樂得做順水人情。
這是在被動的情況下以退為進的策略。在主動的情況下，由於徹底解決某個問題的時機沒有完全成熟，也可以采用這種策略。
清朝康熙皇帝繼位時年齡很小，功臣鼇拜掌握了朝中大權，並進而想謀取皇位。康熙十分清楚鼇拜的野心，但他覺得自己根基未穩，準備還不充分，於是索性不問政事，整天與一幫哥們兒“遊戲”，以造成一種自己昏庸無知的假象。一次，康熙著便服同索額圖一起去拜訪鼇拜，鼇拜見皇帝突然來訪，以為事情敗露，伸手到炕上的被褥中摸出一把尖刀，被索額圖一把抓住。直到這時，康熙仍裝糊塗說：“這沒什麼，想我滿人自古以來就有刀不離身的習慣，有何奇怪！”康熙此舉讓鼇拜對他徹底放鬆戒備，最後康熙等時機成熟時一舉將其擒獲，可以說是放出長線釣上了大魚。
政治鬥爭如此，商界如此，甚至，在我們平時的工作、做人的各方麵都是如此。
對於領導者來說，隻要大方向沒變，有時候用以退為進的策略來博得主動。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6.麵臨威脅主動出擊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仕途的一帆風順固然是所有領導者所渴望的，但路途中的曲折往往也是不期而至。麵臨威脅，如何應對？主動出擊，讓對方措手不及的領導者往往是最後的贏家。
秦始皇嬴政就是一個主動出擊的高手。在他親政以前，朝中呂不韋、嫪毐兩大勢力集團擅權。是坐以待斃，做個平安君主？還是主動出擊，獨掌大權？秦王政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四月，嬴政率領文武官員離開鹹陽，前往雍城舉行加冕大典。雍城在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開始興建國都，以後曆經295年，一直到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這裏一直是秦國首都。秦獻公二年，遷都櫟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遷都於鹹陽。由於雍城在秦國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凡舉行祭祀祖先及各種盛典，均需來此進行。曆代國君、後妃以及貴族死後也多歸葬於此。
嬴政在雍城蘄年宮如願地舉行了加冕大典和佩劍典禮。劍是古代奴隸主貴族顯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標誌，一般人是絕對禁止佩帶的。秦國一直到簡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才允許官吏可以佩劍，但一般人仍不許佩帶。國君也是在舉行加冕禮之後方可佩劍。所以，嬴政不僅要舉行加冕典禮，正式接手國家事務的管理，同時將一把佩劍佩帶在自己的腰上，以顯示自己至高的地位。
加冕典禮剛剛舉行完畢，從首都鹹陽傳來消息，信陽侯嫪毐因為嬴政派人調查其不法之事，心中恐懼，先發製人，用偽造的秦王禦璽和太後璽調發縣卒（地方部隊）以及衛卒（宮廷衛隊）、官騎（騎兵）等準備進攻蘄年宮作亂。
獲知嫪毐叛亂的消息，嬴政在眾大臣麵前顯得異常沉著、冷靜，他麵無表情地聽完報告，然後胸有成竹地命令相國昌平君及昌文君調發軍隊，前往鹹陽鎮壓。實際上，這是一場嬴政早已料到的叛亂，一切他都已經有所安排。
平叛的戰鬥並不激烈，叛軍不堪一擊，在強大的秦軍麵前一觸即潰，斬首數百人，從這個數字也可以看出叛軍人數不多。另外，從派去鎮壓平叛的將領也可以看出，年輕的嬴政根本就沒有把嫪毐放在眼裏。這兩個人，昌平君和昌文君，他們既非名將，又無突出的政績，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昌平君還有點事跡，宋代裴駰《史記集解》載：“昌平君，楚之公子，（秦）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為荊王，史失其名。”而“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派去兩個不知名的人便輕而易舉地將叛亂鎮壓下去，反映出嬴政有別於眾的用兵風格。
叛軍被擊敗，秦王嬴政下令嫪毐和將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全部梟首（斬首後將人頭懸掛在高杆上示眾），然後將屍體車裂。同時還“滅其宗”，將其家人滿門抄斬。他們的舍人，最輕的處以鬼薪（為官府砍柴的刑罰），更多的人則被處以遷刑，共有四千多家被奪爵遠徙蜀地的房陵（今湖北房縣）。
對於太後，則不能用殺戮的辦法，畢竟她是嬴政的親生母親。盡管嬴政不接受儒家思想，但提倡孝道並非儒家的“專利”，不過太後確實讓嬴政很難堪，心中難以饒恕，於是嬴政把太後遷出鹹陽，令其在雍城居住。
收拾完嫪毐，該來收拾呂不韋了。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下令罷免了呂不韋的相國之職，接著又命令他離開鹹陽到食邑地河南去居住。
由於呂不韋執政十幾年，對秦國功勞很大，在各諸侯國中威望很高，所以到河南探望呂不韋的人士眾多，“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得知呂不韋周圍的情況後，秦王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怕呂不韋會逃離秦國。那樣的話，憑呂不韋現在的威信，聯絡各國反秦會給秦國帶來危險的。思前想後，既不能派兵前往——出師無名，且易激變；又不便將呂不韋抓回鹹陽——抓來也無法處刑，要處刑早就處了還用等到現在嗎？最後，秦王想出一個好辦法，他派人給呂不韋送去一封信，信中說：“您對秦國有什麼功勞呢？秦國封給您河南之地，食十萬戶；您與秦國有什麼親緣？卻號稱仲父。帶著你的家人到蜀地去住吧。”看到這封信，呂不韋的心都快碎了。它不僅將其對秦國的功勞一筆勾銷，而且暗含殺機。呂不韋知道嬴政的脾氣，他不死，事不寧，遷徙到蜀地也是個受罪的命，幹脆滿足他算了。於是呂不韋飲毒酒自殺，成全了嬴政，時間是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至此，妨礙嬴政獨掌大權的兩大集團均被消滅。秦王嬴政在親政後主動出擊，兩年內就消滅了威脅王權的勢力，不失為領導者們借鑒。
7.洞察時局是為了防患於未然
領導者洞察時局固然能在變化中爭得主動，但如果事先窺得端倪，同樣可以防患於未然。從清朝乾隆皇帝對鳥槍的態度可見一斑。
乾隆初年，社會秩序穩定，對民間使用鳥槍的禁令比較鬆弛，隻是規定不準民間私鑄而已。當時，所有鳥槍一律由政府機關登記和編號。乾隆二十四年以後，乾隆皇帝一度采納福建按察禦史奕昂的建議，查禁民間所用鳥槍、竹銃、鐵銃等物，但為時不久，便又鬆禁。
當時在山東、江西、湖南、兩廣等地，官員們為了地方治安，已經開始組織民壯隊伍。清代民壯是由漢人組成，經過正規訓練的準軍事力量。乾隆三十二年，山東巡撫崔應堅開始讓民壯演習鳥槍的使用。當他上奏說民壯“教演純熟，頗資防守”時，乾隆皇帝一時並沒有非議，還頗為稱讚，並令直省各州“俱有額設民壯，或可仿照添改鳥槍，留心教演，用以緝盜匪而禦凶頑，於地方不無裨益。”此後，江蘇、江西等省均援例辦理，民壯開始成為掌握地方先進武器的武裝力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山東臨清縣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王倫起義，地方民眾反抗情緒一度有所萌發。大學士舒赫德以鳥槍流弊不可不防，上奏說：“即如此次壽張逆匪王倫滋事一案，雖由滿漢官兵鼓勇向前，得以早行剿滅，而亦因賊無鳥槍一項，搜捕較易，是知民間藏匿鳥槍所關甚巨。若不實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端。臣愚以為：所有商民防禦盜賊、猛獸應用鳥槍呈明製造之例，請永行停止，其竹銃鐵銃之類，亦概不許私自製造之例。其民間現有藏在家者，請立定限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繳，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並請皇上飭部嚴定科條，示以懲儆。”
舒赫德的建議給開明治世的乾隆皇帝一聲驚喝，上了一堂非同小可的階級鬥爭教育課，因而引起他的重視。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他即下諭禁造鳥槍及私藏鳥槍、竹銃、鐵銃等，還規定“民人逾期不交，及地方官查繳不力者，一律治罪”。但是又過了不久，仿佛是由於一向的寬仁之心使然，使他覺得舒赫德的建議畢竟小題大作。便又改變了查禁鳥槍的初衷，說：“小民之守分與否，更不在鳥槍之有無”，“所有內地查禁鳥槍之事，並著無庸辦理”。
乾隆皇帝為什麼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有這樣大的轉變呢？其實這並不是轉變，而是他的緩兵之計而已。當時他也正在準備解除民壯鳥槍武裝，但他擔心收繳民壯火器與查禁鳥槍同時進行，觸及麵會太廣，引起社會動蕩。所以他認為突然收繳是心虛的表現，縱然有必要收繳槍械也應從容進行，猛乍一聲地行令，不符合自己的做事風格。在這個基本平穩、百姓樂業的社會裏，平波起濤不好，因為辦理民壯本來是為了社會治安，冷不丁地翻了臉，又要將其手中的鳥槍收掉，無論如何動作是太大了點，而隻有緩緩進行才不致於引起民間反應。
正由於思想上繃緊了防患那根弦兒，到了乾隆四十二年，當山東巡撫國泰上奏說民壯應用鳥槍應進行實彈演習，使他們得到實踐的經驗，乾隆皇帝聞奏立即下諭，責怪國泰目光短淺，鳥槍是很重要的武器裝備，怎能隨便發給民壯兵丁呢。他說：“若概使演習鳥槍，並令熟悉進步連環之法，於緝暴防奸之事並無裨益。況各省訓練純熟火器者多人，則又不可預防其弊，即如前年山東逆匪王倫滋擾一案，幸若輩烏合之眾不善施放槍炮，所以一舉殲滅，此其明驗也。國泰此奏不必行，其鳥槍一項不必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