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政府稅收增速也開始大幅下滑，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也因此受到影響。財政部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同比增長7.9%，比去年同期回落1.9個百分點，和過去動輒20%甚至30%以上的高增長已是天壤之別。由此也就形成一個悖論，地方經濟增速越是下滑，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的願望越強烈，但是實現的能力也就越弱，最終導致債務違約風險的概率就越大。
對於通過大規模舉債拉動經濟增長的地方政府，最理想的模式當然是投資的項目自身能夠有造血功能，通過項目本身的現金流來實現財務平衡。但是隨著有利可圖的項目越來越少，更多的項目隻是解決了短期的增長和就業問題，後續運營根本無法實現盈利，反而給地方政府帶來更大的包袱。審計署2011年的審計結果表明，在6000多家地方融資平台公司中，有26.37%共計1734家融資平台公司出現虧損。審計署今年6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的223家融資平台公司中，有151家當年收入不足以償還當年到期債務本息，有37家2012年度出現虧損。隨著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逐年放緩，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盈利能力將麵臨更嚴峻的考驗。
此次國務院再次啟動對地方債的審計工作，一方麵是為了摸清地方債的真實現狀，更主要的原因還是要化解地方債的潛在風險。
我國地方債的存在由來已久，但是真正積累成為潛在風險，還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4萬億計劃出台後，地方政府為了配合刺激政策，債務規模開始大幅擴張，審計署的數據顯示，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在2009年大幅增長了62%，由此開始，地方債開始進入高速擴張期。隨著4萬億刺激計劃到期，加之各種負麵效應開始顯露，中央政府開始謹慎對待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將重心轉移到經濟結構調整上。但是對地方政府而言，GDP增長仍然事關政績考核，所以在中央政府逐漸淡出大規模投資後，地方政府開始籌劃各自的投資藍圖，各種版本的地方投資計劃層出不窮，地方債由此進入第二個高峰期。由於地方債和金融係統以及房地產市場高度相關，一旦爆發大規模違約風險，很有可能迅速波及經濟全局。而從更長期來看，在中央政府謀劃經濟轉型之際，地方政府大肆舉債，仍然走在投資拉動增長的老路上，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央政府轉型的努力，某種意義上看，地方政府舉債投資的熱情越高，中國經濟轉型的阻力也就越大。
不過，將地方債務規模的膨脹全部歸咎於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也多少有失公允，地方債務規模的擴大，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矛盾。在我國的分稅製體係下，大部分財政收入歸中央所有，但地方政府承擔的事權卻並未成比例減少，很多民生支出最終都需要地方政府來解決，被業界戲稱為“中央點菜，地方買單”。雖然中央政府每年拿出大量資金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但轉移支付的資金有嚴格的專款專用的限製，地方政府並不能隨意使用，所以地方政府的很多支出，最終不得不通過債務來解決，從地方債的支出看，除了用於拉動經濟增長之外，也有相當部分用於民生支出。
從“十七大”到“十八大”報告，都先後提出了“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製”，但實際上進展甚微，此次國務院重審地方債，或許也是推進改革的一次契機。新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7月份的中美戰略對話中提出，中國將從四個方向進行財稅改革，其中第一點就是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