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說老子“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指的就是老子學說的內向性、含蓄性、高度順應自然性的無為而治。無為管理、隱性領導，並不是消極管理，而是讓管理進入有為的更高層次和更高的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重大決策的參與者，也是決策的執行者。管理達到如此境界，才能使管理者擺脫日常繁瑣事務，麵對未來、綜觀世界、審時度勢、籌謀大計。貌似無為，實為更加有為，更加有效率。
《道德經》：
無為而無不為
釋典
《道德經》又名《老子》，據《史記》記載，為老子所作。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稱老聃，據傳為楚國昔縣（今河南鹿邑縣）曆鄉曲仁裏人，一說為今安徽渦陽人。約生活於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間，曾做過周王室管理藏書的史官，是道家學派創始人。中國傳統文化被概括為儒釋道三家，其中道家就是源於老子及他的《道德經》。
老子修行治道之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宗。他在周久居之後，見周室衰微，於是離周而去。到達散關，關令尹喜說：“您就要歸隱了，一定要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就著書後離去，不期所終。此書即《道德經》，分上下篇，上篇論“道”，下篇談“德”，共五千餘字。
作為道家文化源頭，老子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有許多的差異性。雖然二者都強調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儒家提升人格的方法是主體的積極進取，主動在社會中求取合適的身份，而道家則認為完善之道在於主體內心的寧靜和諧，在於主體與自然的順應。所以，孔子注重的是對“術”的把握，是具體方法上的指導。老子偏重於形而上的問題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思考。
張岱年先生在《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中這樣說道：“老子的道論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始，這是確然無疑的。在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發展過程中，道家學說居於主導地位。”在老子的學說體係中，最高的範疇是“道”，也就是自然。
道家主張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應該遵循自然主義的原則，自然而然、順其自然。人們隻要順其自然、柔弱、無為、知足、謙下，崇尚“不爭之德”，以柔弱勝剛強，以無為勝有為，就能得到“道”。太史公說老子“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指的就是老子學說的內向性、含蓄性及高度順應自然性。
自有《道德經》始，曆代都出現了不同的注本。今注本有陳鼓應的老子注釋及研究。
《道德經》與企業管理
老子思想為當今管理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管理模式：無為而治，隱性領導。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經·第十七章》）這裏，老子提出了評判領導者優劣的四個標準。在他看來，太上型領導是領導者的最高級別，這種領導給民眾的印象是“不知有之”，就好像這個領導不存在似的，也是因為領導真正地做到了“無為而治”，“身教不言”，他雖隱於眾，卻能以無形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來規範民眾的行為，使民眾以為是自己就那樣幹的，而不是受領導支使所為。
著名管理大師曾仕強分析老子“無為”思想時曾說，無為當然不是不為，而是無不為。但隻有站在無為的立場來無不為，才能夠“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地盡力而為。不爭功也不諉過，自然一切秉公處理。
可見，“清靜無為”其實是借助於自由文化的潛在力量，充分尊重個體的自由和尊嚴，從而自然地達到“無不治”的聖世。
很多人誤解了“無為而治”的思想，以為過於消極，內斂，與現代的擴張型社會，外向型經濟不符。其實，有作此言的人是隻見其表，不見其裏。
“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不為中實現有為。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譯家和評注家都把‘為’字原原本本地譯成‘行動’（action），於是道家最大的口號‘無為’就變成了‘沒有行動’，我相信大部分的漢學家在這一點上都錯了。無為在最初原始科學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動’，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適的事不強而行之，勢必失敗的事不勉強去做，而應委婉以導之或因勢而成之。”李約瑟對“無為”的理解，深得“無為”要領。“清靜為天下正”，用現代的管理觀點說，清靜無為的管理就是管理對象的自我管理。
現代企業管理越來越複雜，西方以事為出發點，以邏輯分析為解決手段的傳統管理模式變得日漸難以控製繁複的企業。牛津羅茲獎金獲得者，《超越競爭》一書的作者愛德華·德-博諾，曾明確說過：“在我們處理有許多相互作用的循環複雜係統時，分析就不管用了。在這樣的係統中，你不能將各個部分分開再讓它們複歸整體，因為在把各個部分分開時，你就改變了這個係統。”傳統的分析邏輯思維方法，顯然難以做出有效的處理。同時，還因為“在有積極反饋的循環係統中，某處參數的些微變化都可能使整個係統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運作”。因而“我們正日益被迫研究簡化思想模型，並用它來指導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