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的理想境界在於一個‘全’字；孫武的作戰方法在於一個‘爭’字；孫武的價值取向在於一個‘利’字；孫武的思想核心在於一個‘謀’字。”作為“兵學聖典”，《孫子兵法》中包含的管理理念給企業管理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孫子兵法》：
百世兵家之師
釋典
《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書，也是中國兵學的奠基之作，它的誕生標誌著中國兵學的誕生。其作者，是中國春秋時的孫武。
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生卒年月不祥，約與孔丘同時期。他出身於貴族家庭，早年接受過兵學熏陶，有一定的實戰經驗。齊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齊國貴族發起內亂，他沒有繼承父親職位出任齊國卿士，而是讓位其弟，隱居於吳國羅浮山麓（今江蘇吳興），潛心研究兵法，寫成《孫子》13篇。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載，他“善為兵法，僻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
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兵學專著，《孫子兵法》在國內外被譽為“兵學聖典”，“百世兵家之師”、“世界古代第一兵書”。
從哲學層麵上講，《孫子兵法》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劉澤華教授更是認為“《孫子兵法》應與同時代的《老子》、《論語》並駕齊驅，媲美相輝，不妨稱之為中國古代智慧之鼎的‘三足’。《孫子兵法》以‘剛’為基點創建了辯證法，《老子》以‘柔’為基點創建了辯證法，《論語》以‘中’為基點創建了辯證法。”
可以說，劉澤華教授對《孫子兵法》的評價是極為中肯的。整部《孫子兵法》到處是矛盾，敵我、彼己、眾寡、強弱、攻守、進退、勝敗、奇正、虛實、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勞逸、飽饑、安動、靜嘩、久速、治亂、遠近、得失、安危等等，但它們卻都是既對立又統一的。
“知彼知己”，是《孫子兵法》的傑出命題。說的是彼、己雙方的情況，這就包含著理性全麵觀察問題的思想。
在孫武看來，任何的情況都是利害摻半，憂樂相雜的。他在論軍爭時說“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軍爭》），要求將領考慮問題必須“雜於利害”（《九變》），因為“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九變》）。
謀略也是《孫子兵法》中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引用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趙國華教授的話來說就是：“孫武的理想境界在於一個‘全’字；孫武的作戰方法在於一個‘爭’字；孫武的價值取向在於一個‘利’字；孫武的思想核心在於一個‘謀’字。”
《孫子·計篇》這樣寫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意思是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的行為。所以，能打裝作不能打；要打裝作不想打；要向近處裝作要向遠處；要向遠處裝作要向近處；對於貪利的敵人，要用小利引誘它；對於處於混亂狀態的敵人，要乘機攻取它；對於力量充實的敵人，要加倍防備它；對於強大的敵人，要暫時避開它；對於易怒的敵人，要用挑逗的辦法去激怒它；對於卑視我方的敵人，要使其更加驕傲；對於休整得充分的敵人，要設法疲勞它；對於內部團結的敵人，要設法離間它。要在敵人無準備的狀態下實施攻擊，要在敵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采取行動。這是軍事家取勝的奧妙，是根據隨時變化的情況，隨機應變，不能事先規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