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尤其是莊子的思想傳統上追求自由，《淮南子》會認為儒家維護秩序的價值準則是對自由的桎梏，而一旦進入了“務於治”的現實責任之中，《淮南子》又進入到儒家的秩序範疇了，它必須解釋它們、承認它們和承認在它們的安頓下形成人間秩序的必要性。在這種矛盾的態度下，它時而在道家的立場上貶斥儒家，時而在儒家的立場上協調儒、道思想。
《淮南子》：
自由與秩序的混合
釋典
《淮南子》，又名《鴻烈》、《淮南鴻烈》。鴻，廣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由西漢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在其主持下編著而成。
劉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漢高祖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之子，劉長死後，襲父爵為淮南王。他“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附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21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8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20餘萬言。”但留傳下來的隻有《內書》，即現在的《淮南子》。
準確地說，《淮南子》並不是一部現代意義的著作，它並不是淮南王和他的門人的原創作品，而是他們“編著”的一部書，是他們對先秦以來思想的剪裁、整理和解說。所以，《淮南子》的內容極其地雜，它包含了道家、儒家、兵家、法家、陰陽家等先秦百家的思想，容納了宇宙、天文、地理、四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種知識領域，是一本“牢籠天地，博及古今”，百科全書式的作品。
但正是《淮南子》“牢籠天地”的雄心，將種種思想知識搜羅於一本書之中，想在一部書裏納入太多的思考和論說，就造成了其在思想秩序上的混亂，從而使它隻能停留在一種“包容廣泛的層次”上，而缺乏一種內在的思想邏輯，不能使全書形成一個大的體係，使它們的思想立場遊移不定。
正如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靜在《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一書中說的那樣，“《淮南子》困惑於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維護秩序之間”，“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尤其是莊子的思想傳統上追求自由，《淮南子》會認為儒家維護秩序的價值準則是自由的桎梏”，而一旦進入了“務於治”的現實責任之中，《淮南子》“就進入到儒家的秩序範疇了”，它“不能忽視儒家倡導的價值準則，而必須解釋它們、承認它們和承認在它們的安頓下形成人間秩序的必要性。”“在這種矛盾的態度下，它時而在道家的立場上貶斥儒家，時而在儒家的立場上協調儒、道思想。”
總之，《淮南子》博奧深宏，融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於一體，是漢代學者對漢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規模的彙集與融合。稱之為“讀不盡的《淮南子》”，確實不是諛詞。
《淮南子》有漢代許慎、高誘兩家的注，然而都散佚不完整，宋人取高注十三篇，配以許注八篇，所以傳本都是二家合注之本。今譯本有於大成撰《淮南子今注今譯》。
《淮南子》與企業管理
《淮南子》在人力管理方麵，對人才的甄選、任用、激勵等問題都作了較為深刻的論述。
對人才的甄選很重要，這是先秦許多思想家都有的共識，《淮南子》也不例外。它在《淮南子·泰族訓》中說道：“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無亂政”。
但是什麼樣的人可用，什麼樣的人又不可用呢？《淮南子》認為人員的甄選要確定標準，“釋度數而求之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沒有一定的標準，那麼不合格的人被選用，而優秀的人才卻被遺漏就會變得非常平常了。這裏，作者提出了“智”的標準，並以此為標準分出了英、俊、豪、傑四類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