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是法家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理論家。韓非子的法、術、勢實際上就是告訴領導者，要管好一個組織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問題。法是權力的表現形式，術是權力的手段，勢是權力的歸屬。要製定嚴明的規章製度以及清晰而強有力的獎罰措施；要懂得公司權力的分配與集中，將核心權力控製好，守好自己的領導之勢。
《韓非子》：
領導者的用權指南
釋典
《韓非子》為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所著。
韓非（約公元前280～前233），戰國時期韓國（今河南西平縣）人，思想家、政治家。出身貴族，是“韓之諸公子”，曾師從荀子。《史記》記載，他“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多次上書韓王變法圖強，未被采納，於是埋頭著書，即《韓非子》，共55篇，10萬餘言。後來，秦王嬴政看到了韓非的文章，非常讚賞，就起兵攻韓，迫非來秦。在秦國，韓非勸秦王攻趙國存韓國，這一觀點為嫉妒韓非的李斯、姚賈等人陷害他提供了口實，於是將韓非投入獄中。不久韓非在獄中被毒殺。
韓非是法家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理論家。在他以前，法家已經有慎到的“勢”治、申不害的“術”治及商鞅的“法”治之說，韓非綜合了三人的學說，認為法、術、勢三者都是國君治理國家時不可或缺的。他說：“明主之行製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韓非子·八經》）意思是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有權威、權力以加強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作用。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在韓非法、術、勢的思想體係中，核心因素是勢，勢既是出發點，又是歸宿。“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製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韓非子·人主》）。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天下，號令諸侯就是因為勢。勢就是君子的筋骨。而法與術則是君王守勢的條件。
任何一種政治手段都應該以治下的人性為基礎。在韓非子看來，“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辟危窮”（《韓非子·五蠹》）；人生性驅利避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此事實正是一切法律製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韓非並沒有像他的老師那樣，主張教化“惡”的人性，使之向善，而是充分利用人性的這一弱點，去建立賞罰製度，以製度來治天下。所以，他說：“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
因為人天性自私，人與人之間功利遠大於情愛，“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韓非子·難一篇》），所以統治者用“術”也是保勢的必要手段。
“術”不同於“法”，“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是為達到某種目標而訂立的強製性製度，應明文公布；“術”是統治者控製其臣下的技巧，應深藏於胸，擇機而用，不能示人；“法”靜態的，而“術”則是動態的。
韓非子認為君臣是不同的利益主體，在這種利益衝突中，如果君主不懂得“操術”，就極可能導致“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韓非子：八說》）。
那麼如何“操術”呢，韓非子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權，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在《韓非子》中，處處都表現出耐人尋味的冷靜與智慧，雖然每每受到以儒家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非議。然而，縱觀中國曆史，統治者卻多是外儒內法，以法家的理論為治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