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在報社拚命三郎式的工作方式使他付出了代價，他的健康嚴重受損。隨著視力的下降，普利策和妻子於1883年去紐約，按照醫生的要求準備乘船赴歐休假。然而他沒有在紐約上船，而是與金融家傑伊·古爾德會麵，與他談判收購正麵臨財政困境的《紐約世界報》的各項事宜。普利策不顧身體健康，全身心的投入到尋找報紙的出路上，最終為《紐約世界報》社論方針、內容和版麵帶來了巴雷特稱之為“單槍匹馬的革命”的變化。他采用了一些曾提高《郵報》發行量的技巧，反對政府和商界的腐敗行為，新聞專欄充滿著大量的聳人聽聞的特寫，並首次采用大量插圖，刊登新聞噱頭。在其中一次極為成功的推銷中，《世界報》自其訂閱者募集捐款，為在紐約港入口處搭建一個台基，以使困在法國等待裝船的自由女神像有個安放之處。
這一措施效果甚佳。在此後的10年裏，《世界報》所有版本的發行量攀升至60多萬份，成為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但出人意料的是，普利策本人卻在發行量的大戰中成了犧牲品。《太陽報》的出版人查爾斯·安德森·達納由於《世界報》的獲勝而大受其挫，便對他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說他是“一個不承認自己種族和信仰的猶太人”。這一持續的攻擊就是要讓紐約的猶太人疏遠《世界報》。1890年，年滿43歲時的普利策退出了《世界報》的編輯崗位，從此再也沒有回到編輯部。他幾乎完全失明，又在極度的消沉中患上了一種對噪音極為敏感的病。他出國苦苦尋求良醫，卻一無所獲。在此後的20年裏，他在休息時常常呆在他稱之為“地窖”的隔音室裏。
在那些年月裏，普利策雖然出訪頻繁，但在他的經營下，報業仍然穩步發展。在1896年至1898年期間，他卷入了一場與威廉·倫道夫·赫斯特領導的《日報》的激烈大戰中。兩報幾乎毫無節製地刊登聳人聽聞甚至胡編亂造的新聞報道。在古巴人反對西班牙人的統治中，普利策與赫斯特均想在煽動反西班牙人的憤怒情緒方麵一爭高低。1898年2月16日，美國軍艦“緬因號”神秘爆炸並沉沒在哈瓦那港後，雙方均呼籲對西班牙宣戰。國會麵對強烈呼聲，通過了戰爭決議。4個月的戰爭之後，普利策不再采取被稱為“黃色新聞”的策略。曆史學家認為，普利策在公共服務方麵的成就要強於他滑入“黃色新聞”的過錯。普利策開展了對政府和商業腐敗行為的勇敢聲討，在很大程度上為反壟斷法的通過和保險行業的規範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
1909年，《世界報》揭露了一起美國對法國巴拿馬運河公司支付四千萬美元的舞弊案。聯邦政府向《世界報》發動了嚴厲反擊，控告普利策惡毒誹謗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包括銀行家摩根在內的一些人。但普利策沒有退縮，他繼續深入調查。當法庭終於撤銷起訴後，普利策也因此為新聞自由贏得了關鍵性的勝利和廣泛的聲譽。
早在1904年5月，普利策就在為《北美評論》撰寫的一篇建議成立一所新聞學院的文章中總結了他的信條：“我們的共和國將與媒體共存亡。擁有訓練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氣為正義獻身的智能型報人的有能力、公正、具有民眾精神的媒體，就能夠維護那種公眾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眾的政府既虛偽又可笑。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製造出一個像自己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掌握在未來的新聞記者手中。”
1911年，普利策去世。1917年在普利策授權委托管理的顧問委員會的監督下，設立普利策獎，並頒發了第一批獎項。對委員會成員和評審團的挑選，主要看專業才能，及其他方麵的多樣性，諸如性別、民族、地域分配，還有記者挑選和報紙規模。
據普利策1904年立下的遺囑稱，普利策獎的設立是對傑出成就的獎勵，具體規定了四項專門新聞獎，四項文學戲劇獎和一項教育獎，還有四項旅行獎學金。在文學獎中，應有一本美國小說、在紐約上演的一部美國獨創戲劇、一本有關美國曆史的圖書、一位美國人的傳記和由媒體所作的公共服務曆史的書籍。自1917年開始頒獎後，獎項又擴大到21個，增設了詩歌、音樂和攝影獎，同時仍一如既往地恪守設獎人遺囑和意願的精神。普利策獎被認為是產生高質量新聞的一個主要動力，它將全球的注意力都聚焦到美國的文學和音樂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