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票的過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筆和紙完成的。最後計算選票總數的時候，工作人員掏出一個袖珍計算器在那裏啪啪算著。中間算錯了，重來一次，工作人員頭上有些冒汗，最後總算把數給對上了。隨後，另一位工作人員掏出手機，向市級選舉委員會報告結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後把所有選票裝進一個手提箱裏，步行送到選舉委員會去。
李梓新
這一次，我才知道巴黎其實不大。它在麵積上是平易近人的。
在空曠的協和廣場，往南望去，便能看見雄偉的波旁宮。它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慢慢被改成國民議會所在地。
波旁宮在窄窄的塞納河另一側望著這片曾經把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和一眾權貴送上斷頭台的廣場。1794年這裏曾經殺人如麻，著名化學家拉瓦錫因為擁護路易十六，也同樣被處死。傳說，他死之前還約劊子手做一個科學實驗，通過不停眨眼判斷人身首分離之後還能存活多久，據提著頭顱的劊子手說，拉瓦錫的眼睛至少眨了11下。
在波旁宮的背後，有一個驕傲的金頂，那是葬著拿破侖的榮軍院，它仍然以強者的姿勢俯視著巴黎市中心。經過幾番革命浪潮的前進和倒退，法國才確立了共和國的政體，從這一點上，它和英美民主製度已有天然的起點差異。
法國總統所在的愛麗舍宮掩映在協和廣場一旁的花木叢中，薩科齊曾經計劃，如果他成功連任的話，盛大的慶祝活動將放在協和廣場舉行。可是5月6日投票日下午6點，選舉結果還沒公布，慶祝儀式的準備已經悄悄取消了。人們湧向了東邊的巴士底廣場——這個象征底層人民力量的地方，去慶祝奧朗德的勝利。
一個新時代來臨了，廣場上聚集的人群仿佛讓人重新回到了1789年。
法國是一個通過血與火把自由平等觀念烙進人心的古老國家，他們精心於製度設計，用三權分立思想影響了全球，並向美國人贈送了成為新世界永恒象征的自由女神像。法國人對政治的熱情幾乎無人比肩：大選經常有80%的投票率，這在其他西方國家是很難想象的——而且進行了兩次。英國和俄羅斯的投票率即便令人滿意，也隻有60%多一些；而美國更是經常徘徊在50%左右。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國人與生俱來的平等基因。
塞納河的左與右
在4月底5月初時，人們聚集在塞納河兩岸熱烈地談論政治，談論奧朗德和薩科齊的主張。像塞納河有左岸右岸一樣，人們自然地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左派支持奧朗德的社會黨（Party Socialist，其實也可翻譯為社會主義黨），右派支持薩科齊的人民運動聯盟（UMP）。
盡管“左派激進、右派自由”的基本標簽早已熟知，我仍舊在法國遭遇了很多陌生的觀念。我的一個朋友，叫約翰·帕拉頌（John Palacin），他在法國財政部審計局工作，是畢業於國家行政學院（ENA）的高材生。盡管家世不錯，但他仍是堅定的左派支持者。他的觀點讓來自社會主義中國的我都感到陌生。
相對於右派的自由市場觀念來說，左派認為平等、保護弱者是更應該放在優先考慮的事。
“為什麼要對富人征重稅，甚至年收入100萬歐元以上征稅達75%，因為金錢多到一定程度，對他們來說已經不那麼重要，他們應該更多地負擔起保持社會平等的責任。而在金融危機的時候，富人們往往都要求動用公眾的錢為他們注資來保全自己，這種保護不能是單向的。”
帕拉頌說：“麵對法國龐大的公共債務，解決的辦法並不是削減開支，降低人民的福利，而是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並向大型企業征更多的稅。”
法國一直是一個高福利國家，不像北歐國家人口隻有幾百萬，這對一個人口達到6500萬的大國來說不是易事。法國的公共財政支出占了GDP的83%，而中國隻有20%出頭。公共財政支出一般包括公共安全、醫療、社會保障及就業、教育、文化等。也就是說，法國人所創造的GDP有4/5是用回到人民自身的服務上。這個比例顯然過高，讓政府步履維艱，麵臨上千億歐元的財政赤字。
也因為這樣，法國被稱為西歐最“社會主義”的國家。法律規定法國人的最低工資為每月1500歐元，每周工作35個小時，如果連續工作6個月後失業，每月可以領1000歐元左右的失業救濟金。雇主每月需額外支付工人工資額的50%以上的保費為工人繳納各種社會保險，辭退員工也必須賠償好幾個月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