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的特務製度使天下間人人自危，任誰處在這樣的氣氛下都會覺得無法呼吸。自然，誰都會樂於見到這樣一種製度分崩離析，明朝就像是被毒藤纏住的大樹，人們為了除掉廠衛這一棵毒藤，已經不在乎是否要砍掉被毒藤纏繞的大樹了。
西方有個評論家說過，當首腦的首要條件是做個好屠夫，如自己做不成好屠夫，也要身邊有能成為好屠夫的人。明朝的皇帝大多可以算得上是屠夫，廠衛就是這屠夫手中的屠刀，但是當這把屠刀有了自己的意識的時候，就有些大事不妙了。說起來，掌握一支完全屬於自己的力量是每個統治者的願望。在廠衛製度創立之初，廠衛製度的確是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廠衛製度已經變成了是皇帝本人與官員貴族階級爭權奪利的工具。統治者的有意放縱加上宦官的肆意妄為使得這種製度變成了一個曾經輝煌的王朝的真正埋葬者。到了後來，廠衛已經完全被環管所控製，惡犬可以傷人，可以看家護院，但是當惡犬開始咬起自家主人來的時候，這惡犬就不得不殺了。明朝皇帝就是這惡犬的主人，但是可悲的是當惡犬開始反咬主人一口的時候，主人還毫無所覺。這樣的主人也是病入膏肓，離死不遠了。獲得了政權的朱明王朝統治者像是手中緊緊的握著一把沙子的孩子，生怕這把沙子從手中滑落，就將手越握越緊，但是就是這樣，正好把沙子從手中擠了出去。由此看來，控製力並不是越加緊效果就會越好，雖說“十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但是手握的太緊會把鳥活活捂死，還不如讓這鳥在樹林裏輕快的鳴叫。當然最好的結果是手握得寬嚴適當，這樣鳥在手中依舊可以輕鬆的鳴叫。
作為一個領導者，不管你最初創設一種製度或者任用一個人出於多好的目的，就像是不管多麼精美的食物都會腐爛變質一樣，任何製度都有可能被時間或者繼任者所扭曲，曲解。所以除非你能賦予你的產物以自我修正的能力，否則就請在創設和任用之前為百年計，一定要考慮“平衡”二字，隻有各種力量能夠長期穩定地相互製衡，才能使得一種製度一個集體能夠長存於世而不成為曇花一現者。
清密折奏事：“風聞言事”的極端化
密折奏事製度肇始於順治，推行於康熙，而大盛於雍正。原來上折奏事的製度是朝廷有一個“通政使司”機關，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題本全要先交到通政使司，經過審閱後再另行轉呈。而密折奏事顧名思義，就是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上達天庭，徑直報皇帝親拆禦覽，皇帝有什麼指示意見，隨手用朱筆批於折後，然後再密封發還給原奏人，所有內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這種製度在最初的時候僅限皇帝親信的大臣，隻有這些人才能享有這樣的殊榮。但是到了雍正年間，這種製度已經是“鹹與維新”了。
從這一對父子對於密折奏事的態度上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終康熙一朝密奏者隻有百餘人。而雍正朝卻多達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擴大到各省督撫、藩、臬、提、鎮等。何等官職才有資格密奏，誰也說不清。與其說依品級，不如說視與皇帝的關係而定。到了雍正後期，甚至連知府、同知副將等一些微職也可特許準奏。從康熙朝的奏折看來，所奏之事內容主要是涉及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廉和貪汙。可見康熙皇帝所最為關心的是老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各級官吏的清貪與否。當然各地的造反和叛亂也是他所更為注意的。雍正皇帝時期明確規定了科道等官員（中等官員）每天一人以秘密奏折輪流奏事，事無大小都可照實稟報。即使沒有什麼可說的也要具體說明白了為什麼沒有事項可奏。雍正皇帝強化了風聞奏事的製度。允許官員風聞奏事，就是說可以在沒有充足證據，或者隻是道聽途說的情況下就可以奏告皇帝知道。這無疑是方便了皇帝的耳目，但是也同時存在著很大的弊端。風聞奏事給捕風捉影者大開方便之門，一些官員莫名其妙地被查抄入獄，既不知道是誰告發他的又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入獄，很是造成了一大批的冤假錯案。後來因為所帶來的弊端太大，風聞奏事製度就被廢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