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會轉型是漸進的。漸進性改革容易讓人民接受，減小社會的動蕩；容易讓改革者在此過程中積累經驗，開辟改革的新路徑。顯然，這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安定有序的政治環境。異於俄羅斯“休克療法”，它充分考慮到了社會和人民可承受程度，確保了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使得中國經濟實現了30多年的快速穩定發展。
第三，社會轉型是積極穩妥推進的。基於改革的漸進性，社會轉型表現出積極穩妥的特征。早在上世紀90年代，高層領導就提出了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並且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仲要結合點。沿著這樣的思路，積極穩妥推進社會轉型也就成為了可能。
四、中國模式的風險挑戰
改革開放雖然創造了中國奇跡，實現了中等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但是，中國模式還不是一條成熟的現代化道路，其存在一係列係統性的風險挑戰。
首先，中國模式與民主化進程不一致。中國政府強調“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經濟的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改革的過程中忽視民主法治建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是中國政府所一貫堅持的，出於這一原理經濟發展會為民主法治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而西方側重於一整套民主製度的構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推進，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挑戰。領導幹部關注政治改革人數不多，“擴大黨內民主”、“建設法治國家”、“防腐倡廉的製度設計”等議題受到冷遇，怎樣真正做到“把權力裝進製度的籠子裏”亟待解決。
其次，中國模式的延續性有待觀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是中國模式的顯著特點，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但這也意味著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政府管得過多，市場主體活力受抑製，“產學研”相結合很難形成；國內產業空心化趨勢加強；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等等。未來中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在環保、節能等方麵努力，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
再次，中國模式的普適性問題要經曆實踐的檢驗。中國模式優越之處在於：一是具有良好的自身能動性和開放性；二是中國模式具有很強的應對危機的能力，這表明中國模式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在不久將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正確思路將會顯現出更大的作用，換言之中國模式也會為他國的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當前，最為關鍵的是探索一條全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而非照搬照抄西方社會發展模式，既要積極穩妥推進改革，也要不失時機全麵深化重點領域、關鍵行業的改革。要清除蘇聯、美國、歐盟一些國家模式對我國的消極影響，這是我們研究中國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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