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圈的傳播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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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娟
作者簡介：王娟(1989-)，女，漢，山西人。現攻讀天津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影響下，東亞文化圈重構的呼聲日益強烈。本文將從文化傳播的角度，通過分析東亞文化圈形成機製及各個時期的發展情況，正確看待和評價東亞文化圈的曆史價值和文化特質。
關鍵詞：文化圈；東亞；傳播；流變；重構；文化特質東亞文化圈是以中國為文化源地，以朝鮮、日本和越南為受容區的人文地理區域。春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百學思想大碰撞，黃河下遊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要特征、以天人合一和人本主義為特色的漢文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啟的民族大融合進程中，中國文化發展趨於複雜化，孔子的地位及其學說經過玄、佛、道的猛烈衝擊，脫去了由於兩漢造神運動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學外衣，逐漸形成以儒學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趨勢。
在這個強大的文化中心的影響下，漢文化開始向其周邊地區和國家進行自覺的擴散輻射。
從地緣上看，最先直接接受漢文化影響的是北方的朝鮮半島。無論是箕子朝鮮政權時期、衛氏政權時期還是在漢四郡進行直接統治時期，田蠶、禮儀、器皿、文字等中國文化在朝鮮得到了廣泛傳播。到了朝鮮三國時期，漢字、儒學、佛教、陰陽五行思想等傳入。各國在中央設立國學或太學傳儒學。以佛教傳播為例，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前)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經文”，由此，佛教傳入高句麗；百濟枕流王三年，西域僧人摩羅難陀自中國東晉入百濟，弘揚佛法，佛教遂傳入百濟①。新羅漢化雖晚，但後來居上。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中日關係最早有關於徐福東渡的傳說；《後漢書?東夷列傳》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也就是現在熟知的“漢倭奴國王”金印。朝鮮半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大貢獻者當屬王仁。王仁作為移居百濟的中國移民，到日本後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並且他向日本太子等講授中國儒學思想，《日本書紀》載:“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能達。”6世紀中葉，漢化佛教經由朝鮮半島傳到日本。飛鳥時期，經過聖德太子的努力，佛教在日本得到傳播。現存的法隆寺便可以窺見當時日本的佛教文化受中國北魏與六朝文化的影響之深。
視角南移至受漢文化圈影響的越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設立南海、桂林、象郡，並將南下的五十萬秦軍，全部留下“嫡戍”，從內地征調一萬五千餘名未婚婦女送到嶺南，充當戍軍之妻，並“與越雜處”，首次開始了民族大融合。②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史記?南越尉佗列傳》)，首次接受了漢文化和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以及鐵器生產工具，長達九十餘年的安定局勢，推動了整個越族地區從原始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封建社會；公元前112年漢武帝平南越，設九郡，將越南正式歸入中國的版圖；漢中人錫光任交趾太守，設學堂，授禮儀，傳播種植技術等，這個時期延續了一千多年。
作為文化圈四要素的漢字、儒學、律令及漢化佛教均已傳播至東亞各地區，這表明東亞文化圈在魏晉南北朝時初步形成。③
隋唐時期，是中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不僅進行內部調整，還積極消化吸收各種外來宗教文化，形成一種“坐集千古之智”的大好局麵。④大唐作為當時世界上高勢能文明的國家，對其他國家和文化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漢文化向其周邊地區和國家擴散輻射在這時期最為突出。
日本在這時期大量直接吸收漢文化最引人關注。生產方式、服飾風格、典章製度、哲學文藝等方麵，進行全麵的學習和模仿。645年，日本“大化改新”，以“唐化”為標準，大力推行租庸調製度、班田製和中央集權製；8世紀初，頒布《養老律令》，幾乎都是因襲唐朝政治製度。鑒真和尚東渡，在日本他被尊為“日本文化的恩人”。
新羅統一三國，建立起朝鮮半島上第一個統一王朝。麵臨統一後重建問題，統一新羅更加強調學習唐朝文化，把唐製視為立國的規範。一切政治製度、政治機構都模仿唐朝。文化方麵，設國學後改為大學監；儒學以《論語》《孝經》為必修，進行科舉考試。
679年，唐改隋交州都督府為安南都護府，從此稱越南為安南。唐朝的文教製度、培育和選擇人才的政策以及推行漢文化的方針在安南都是卓有成效的。唐憲宗(806—820)時，交州詩人廖有方考中進士，從此科舉製度傳入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