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況摸清之後，李嘉誠首先確立了這樣一個觀點：競投車站上蓋發展權，必須以現金支付為條件。地鐵公司與香港特區政府在購地支付問題上產生分歧，說明地鐵公司現金嚴重匱乏。他們以高息貸款支付購地款，現在急需現金回流以償還貸款，並指望獲得更大的贏利。李嘉誠在投標書上，提出將兩個地盤設計成一流商業綜合大廈的發展計劃。當然，這個想法仍然不足以挫敗其他競投對手，任何競標者都會想到並有能力興建高級商廈物業，這一點毋庸置疑。
因此，李嘉誠必須勝人一籌，深謀遠慮地思考更周密的“克敵”之法：第一，滿足地鐵公司急需現金的需求，由長江實業公司一方提供現金做建築費；第二，商廈建成後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鐵公司與長江實業共同分享，並打破對半開的慣例，地鐵公司占51％，長江實業占49％。這對長江實業來說，是一筆沉重的現金負擔。李嘉誠決定破釜沉舟，在做好充分準備的前提下，他決定冒一次險。
到1976年冬天，長實集團通過發行新股，集資1.1億港元，大通銀行也許諾長實隨時取得2億港元的貸款，再加上年贏利儲備，李嘉誠可調動的現金將近4億港元。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鐵公司正式宣布：公開接受郵政總局原址發展權招標競投。各競投公司頻頻與地鐵公司接觸，揣測地鐵公司意圖，準備投標書及附件，在限期內呈交上去。1977年4月4日，地鐵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與李嘉誠首先簽訂中環站上蓋發展物業協議，金鍾站上蓋協議將在隨後簽訂。輿論界稱長實集團競標成功，是“長江實業發展史上的裏程碑”，地產新秀李嘉誠“一鳴驚人，一飛衝天”。
李嘉誠高瞻遠矚，從不計較一時的得失。對於看準的機會和目標，他全力以赴、一絲不苟地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了解實情、分析問題、解決方案都周密部署，因此，機會自然會垂青他，勝利也會屬於他。
退出“龍虎鬥”，收獲萬貫財
李嘉誠有句名言：“盡量用別人的錢賺錢。”為了獲得更多的資金，除招股集資之外，他還努力博得銀行的支持。為此，他需要想辦法與彙豐銀行處理好關係。香港經濟界人士常說：“誰攀上了彙豐銀行，誰就攀上了財神爺；誰攀上了彙豐大班（大班是指香港大機構的主席、董事總經理或行政總裁），誰就攀上了彙豐銀行。”
說起彙豐銀行，在香港幾乎家喻戶曉，當時所有的港幣全部由彙豐銀行發行。彙豐一直奉行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原則，管理權一直由英籍董事長掌控。當時的彙豐集團董事局常務副主席是沈弼。李嘉誠尋求與彙豐合作發展華人行大廈，正是與沈弼接洽的，兩人還由此建立了友誼。
在香港，經彙豐扶植成為富商巨賈的人不計其數。20世紀60年代，剛入航運界不久的包玉剛，靠彙豐銀行提供的無限額貸款，成為人所共知的“世界船王”；李嘉誠取得彙豐銀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關係，後來也是在彙豐的鼎力資助下，成為“香港地王”。特別是在1978年，李嘉誠的事業再攀高峰，與彙豐銀行聯手合作，重建位於中區黃金地段的華人行大廈。
李嘉誠與彙豐合作發展舊華人行地盤，業界莫不驚訝於李嘉誠“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實，熟悉李嘉誠的人都知道，他言行較為拘謹，絕不像一位能說會道、縱橫捭闔的外交家，也不像那種精於算計的商場老手，他更像一位飽學之士，深諳做人做事的道理。李嘉誠是靠著一貫奉行的誠實原則，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譽，才能與彙豐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礎。
當然，李嘉誠在地產界顯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帶來的聲名和信譽，令彙豐大班沈弼對這位地產“新人”格外關注，欣賞有加，並萌生了合作意向。除商場才幹令沈弼賞識外，李嘉誠曾經賣給對方一個不小的麵子，這也是他攀上彙豐的原因之一。
彙豐銀行購得華人行產權，是在此前的1974年。因年代久遠，建築已十分陳舊，而且華人行位於高樓林立的中環銀行區，原來的華人行大樓相比之下顯得低矮、破舊。1976年，彙豐開始拆卸舊華人行，清出地盤，用於發展新的出租物業。在地產高潮，位於黃金地段的物業，可以稱得上寸土寸金，加之華人行在香港各界的巨大聲譽，華資地產商都想參與合作，從中分一杯羹，李嘉誠便是其中之一。
真正讓李嘉誠徹底打動沈弼的事情發生在1978年。當時，李嘉誠采取分散戶頭暗購的方式吸納九龍倉的股票，想通過控製九龍倉入主董事局。不料九龍倉股價被職業炒家炒高，九龍倉老板不甘示弱，組織反收購。與此同時，船王包玉剛也加入收購行列。一時間，強手角逐，硝煙四起，逼得九龍倉向彙豐銀行求救，於是彙豐大班沈弼親自出馬周旋，奉勸李嘉誠放棄收購九龍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