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大家的意料，高坡塘方案公布之後，雖然引起了全社會的熱議，但報名者卻寥寥無幾。在有限的二十幾個報名者中，除了鍾長鳴已經借調的七個年輕人，大多還是事業單位的一般幹部。並且，幾乎所有的報名者都是報的新區管委會職位，各個派駐新區的職能管理部門的職位基本無人報名。
這也難怪。由於高坡塘新區方案是市級機關縮編減員方案的連環改革方案，因此，這次高坡塘新區的幹部招聘範圍，不僅沒對全國公開，既使在唐州市，也僅僅限定在市級直屬的五十九個部委局辦，連六縣二區的機關事業單位的幹部也沒有納入公聘對象，更不對唐州市的社會各界開放。由於高坡塘新區離市中區還有十來公裏的路程，又是縣區級政府機構，對於已經在市級機關的幹部而言，這種公開聘任，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優惠之處，加之又有如此之高的公聘條件，報名的人數少，其實還是很正常的。
劉一凡看著這份情況通報，原來隻想寫已閱兩字就放過去的。但轉念一想，他收起了手上的筆。他打開抽屜，重新把組織部製訂的市級機關縮編減員的實施方案找了出來，眼睛直直地盯在了文件後麵的縮編計劃表上。在這個表上，市委辦一欄的後麵有個阿拉伯數字“5”。這表示，市委辦要縮編減員五人。
這個縮編減員方案，雖然說是沿用了王曉波書記原來的老方案，但是，因為要與高坡塘新區的建製方案配套對接，為政府係列的職能管理部門留出了派駐新區的名額。因此，在編製具體的計劃上改動很大，市委和市政府的各個綜合管理機構，成為了這次精兵簡政主要的縮編減員對象。這種方案，無論它的合理性有多高，但對於縮編減員的重點單位而言，都是一種巨大的工作壓力和沉重的現實包袱。所以，從收到這個方案以後，劉一凡就把它打入冷宮，鎖進了抽屜之中。
雖然在市委常委會上，劉一凡是這個精兵簡政的縮編減員計劃的堅定支持者。但真的接到這個具體實施方案時，他還是有一種下意識的抵觸情緒，立刻把這個方案鎖進了抽屜之中，好像隻要把這個方案鎖進了抽屜，這個方案就消失了一樣。
現在，他把抽屜中的方案解放出來，是下定決心要履行自己的責任了。
在中國的官場，編製問題一直是各級官員最敏感的問題之一。編製問題，不僅關係著編製內幹部的職務責任劃分以及政治待遇、物質待遇等等直接利益；而且，因為它直接牽涉到一個單位部門所有職位和職數的設置，是一個直接的官帽問題。與此同時，因為職位和職數的不同設置，又會帶來不同的權力運行模式，而不同的權力運行模式，又會帶來不同的現實利益回報。因此，編製問題就成為權力分配和利益分配最直觀的體現。一般說來，一個單位的編製越多，其職位和職數的設置就越多，那麼，這個單位主管領導的權力和利益就越大。所以，在中國的官場，從來都隻有“爭編製”一說。而沒有任何人願意主動減少編製。這也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雖然經曆了三次機構改革，卻很難在實質上精兵簡政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