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文學對小說的影響
文學評論
作者：張莉
摘 要：本論文著重探討史傳文學對小說的影響，大致歸納了五點：首先是史傳文學高超的敘事能力；其次是人物塑造的技法；第三是史傳文學中的虛構；第四是實錄的春秋筆法；最後是紀傳體的敘事體例。
關鍵詞：史傳文學；小說；影響
作者簡介：張莉（1985-），漢族，籍貫：山東省濟寧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代文學201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小說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24-0-02
關於小說這一概念，《漢書·藝文誌》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以後在討論“小說”的概念時，大家都沿用此說。具體來看這一段話，包含著豐富的信息，“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提出了最早寫作小說的人出於“稗官”的命題。“稗官”者誰？稗官即地位相對低下的史官。餘嘉錫先生的《小說家出於稗官說》[1]一文對小說家是否出於稗官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考證。楊義先生曾用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小說的由來，他說：“神話和子書是小說得以發生的車之兩輪，史學則是駕著這部車子奔跑的駿馬。”[2]不可否認，小說是在史傳文學的子宮裏孕育起來的，而後又是在史傳文學乳汁的哺育下漸漸走向成熟，因此，我國古典小說保留了很多史傳文學的遺傳基因。總的來說，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首先是史傳文學高超的敘事能力。
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評《枕中記》、《毛穎傳》言道，“二篇真良史才也”；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認為唐人傳奇“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明人淩雲翰《剪燈新話·序》謂“昔陳鴻作《長恨傳》並《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鹹推許之”。這裏的“史才”，指的就是敘事能力。它最早為史傳作家所看重並發展起來，這在唐以前的史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就拿《左傳》來說，其敘事能力的高超，曆來為人們所稱道，如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說上》中就表達了由衷的歎服：“《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咕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謫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至於《史記》，其敘事水平，司馬遷將其發揮到極致，張竹坡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在寫人方麵技巧深受司馬遷影響，對的創作有深刻影響的。他在小說第一回的回評中說：“一部一百回，乃於第一回中，如一縷頭發，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紮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直說，他如出伯爵等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敘，別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應寶、吳銀兒、武鬆、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卻是說話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敘出，並非另起鍋灶，重新下米，真是龍門能事。”張竹坡明確地指出《金瓶梅》的描寫與“龍門文字”太史公筆法是非常相近的。